文/梁鸿

　　王富仁，生于1941年，山东高唐县人。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82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李何林教授，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此后，他又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近年更鼎力倡导“新国学”理念，皆成就斐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7年5月2日晚七时，王富仁教授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听到导师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老家。这次回去，是给父亲上坟。平原漠漠，夕阳在天空长久徘徊。一切皆空。一切安然。那个下午，觉得人生空虚无比，又觉得或许就是如此。

　　晚间突然接到老师去世的消息，瞬时泪奔。父亲们一个个都走了。剩下我们，无依无靠，站在这荒原之中。我再次回到墓地旁，望着黑暗中的河坡和躺在那里的父亲，努力回忆关于老师的一切，关于我和老师的点滴。

　　如此安静啊，这沉沉的夜。

　　黑洞之下谈鲁迅

　　想起老师时，我总是同时想起那个黑洞。我读博士时，老师还住在北师大院内的丽泽楼，我们每周去一次。说是上课，其实是聊天，说是聊天，又是上课，我们从那长长对话里所汲取到的知识和精神，要远远大于书本中所学。我记得他书房天花板上的石膏已经脱落，露着黑色墙体，椭圆形状，从下往上看，就像星空中的一个黑洞。我们就在那黑洞下面，谈鲁迅，谈自由精神，谈文学与生活。

　　一般情形是这样的：我们坐在茶几旁的沙发和一些高凳上，有在校的各级博士硕士，还有慕名而来的各地学者、学生（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人前来拜访）。老师坐在一把黑色转椅上，手里燃着一支烟，烟从不离手，在一根还没有熄灭时，另一根已经接上。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吸，只是任它一点点燃尽。不是他故意不吸，而是当他在谈一个问题时，思维过于专注。他好像完全沉入精神内部，语言如急流一样，卷着波浪飞速向前，辩驳对话，碰撞生成，再往前走。然后突然间，他停顿片刻，朝我们看看，嘿嘿笑几声，带着一点可爱的歉意，又继续往下讲。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深深吸引，不只因为他是名满学界的鲁迅专家，也不只因为他睿智幽默的思想，更多时候，是被他言谈中所迸发的激情和爱所感染。鲁迅不只是他的研究对象，而是他究其一生要走近的无限世界，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互相照亮——那是学术和生命、思想与情感，完全融为一体后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

　　在那个黑洞样的天花板下，我重新理解了作为文学家和作为独立思考者的鲁迅，理解鲁迅的批判怀疑精神及其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意义。王老师给我们讲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爱与痛，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平安，但又要活得像个“人样”，要保持思想的自由——这是什么也不能剥夺的自由。他教我们如何阅读，告诉我们，读任何文学作品和学习任何一种理论首先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要把自己的心也放进去，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解。在每次几乎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聊天中，他的烟一直燃着，长长的烟灰，将落未落，我总是担心它掉下来，但它一直不掉，和整支烟保持着完整的形状。我也总忍不住朝上偷偷望，担心黑洞里面残留的碎片掉下来。

　　“生命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存额”

　　老师和学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女儿，好像没什么直接联系，但越是年长，越是发现，有许多东西已经浸入到血液里，在无形中塑造你的性格和精神方向。博士毕业之后，我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当代文学，并且开始创作。我一直惭愧于自己没有从事鲁迅研究，没有继续现代文学研究，觉得离老师越来越远。有一天，在思考“梁庄”中的“昆生”及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时（那个住在墓地里的人），我突然想起老师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里论及鲁迅小说《白光》主人公陈士成的一段话：“有一种悲剧，主要同情的是一种人的社会作用，社会价值……这一种悲剧，在热烈感情的背后，实际上仍然包着一个冷的内核，因为它对人、对人的自身是冷漠的，它教人只能同情自己认为好的人、有价值的人，而当你、特别是你和周围社会群众都认为这个人不好、没有用处时，你就可以不必同情他了，他的一切便都是‘咎由自取’、‘活该如此’了。”这不正是陈士成们和昆生们所面临的境遇吗？我们的文化系统中最残酷的地方在于：生命本身不拥有价值。老师认为，《白光》中的悲剧感正是因为鲁迅让我们看到，“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人们是不能漠视他的存在的。”

　　像发现一丝亮光，我对“梁庄”中的人物有了新理解，“生命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存额”，值得我们以尊重、平等的目光注视他们。很自然地，我又回到老师的轨道上，热爱自由，回到生活内部，尊重生命实感，以探寻文化内部的肌理和矛盾。我是我老师的学生。这几乎是命定的事情。

　　今日学界谈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时，一定会提到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也大多集中于这部论著对之前政治化鲁迅的反对。其实，这本书有更重要的主题，即探讨鲁迅小说悲剧形态的思想来源，它首次从哲学、文化和思想角度探讨了鲁迅关于“人”的命题及鲁迅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它属于启蒙，却不止于启蒙，起于鲁迅，又不止于鲁迅。它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文化系统的深刻思辨，值得今天的我们一读再读。

　　“新国学”：让旧文化和新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结构

　　在完成两本“梁庄”之后，我非常困惑，困惑于无法真正参与生活，好像无法安置自己的灵魂。一天下午，我给王老师打了电话。我们聊了多长时间？我忘记了，只记得他突然发出咳嗽声，我才意识到天已经昏暗了。就像在学校时一样，在察觉到学生有真正的困惑时，他会以高度紧张的热情反复劝导，希望我们能够放松、放下。他告诉我，不要过分在意写作本身的优缺点，这些可以慢慢训练，要在意的是自己的初心，发现的是否是真问题，写出来的是否是真人。他还告诫我，不要进入到什么派别中，要保持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独立性。

　　老师说，不管什么时候，你还是要回到鲁迅，去看看鲁迅怎么写人，怎么反思自己，“如果你真正接受了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空和境遇，你都能够对周围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你就能够知道应该注意什么，以及该如何设计自己的行为。”也是在此前提下，老师成为学院派学者的异己者，他的论文从不使用拗口的理论术语，他批评日渐实用化的大学教育体制。

　　记得2002年暑假，老师到郑州讲学，之后我们一起去洛阳龙门石窟看大佛。细雨淅沥，天空淡远，大佛安然，我们静观聊天欢笑，非常开心，那时老师刚过六十岁，刚刚开始新国学的研究。所谓“新国学”，老师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并不是回到旧文化自身，而是试图让旧文化和新文化构成一个完整结构和学术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开放性的，有最基本的、恒定的东西，它可以随着未来的发展而仍然存在。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师重新研究孔孟老庄，写了一系列长篇思想性论文。十几年过去，似乎应者寥寥，但老师谈起他的构想时，那宏阔的架构和热情却始终历历在目。他不怕孤独，也不担心被误解，面对现实世界，他既温厚安然，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和勇敢的探寻，甚至，某种宁折不弯的刚烈。

　　保持热爱与完整

　　世人总是被王富仁先生敏锐纯粹的学术精神和批判意识所吸引，但于我而言，老师却兼有父亲的形象。想到他时，除了思想的熏染和解惑外，生活的点滴细节似乎更为真切。在北师大读博士期间，我的家还安在郑州。每次试探着说，老师，我想回家。老师总是不等我说完，就说，回吧，赶紧回吧。他的语气好像在赶我回去，生怕我晚一分钟到家。直到此刻，那一声声的“赶紧回吧”还在我耳边，带着点含混的、甜蜜的笑意，好像他的学生要回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要用尽全部力量去支持。

　　博士毕业十余年，搬家无数次，扔掉诸多东西，却有一样始终保留：王老师批改的我的博士论文打印稿。那红色字迹遍布于文稿的天头地脚，密集如织，大到整体结构的安排，小到字词的使用，他都认真提出修改建议。后来，论文出版，老师更是写了五万字的长序，谈论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特征，讨论作家在此文化中的选择与割舍。记得当时出版社希望能把这长长的序删掉一些，老师愤怒异常：“一个字都不能动，我写的都是经过字斟句酌的。”这是老师唯一一次发怒。我深为震惊，却也明白一件事：要珍惜你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不让人改，而是，你在写的时候，要赋予它真正的价值。

　　那天花板上的黑洞，随着时间和记忆的磨损，变得广大、模糊，又无处不在。那深渊一样的黑暗，悬在下面几个人头上，似乎随时要把人吞噬掉。下面的人隐约感受到那威然的压力，却因为热爱，因为心怀希望，依然保持着昂扬而专注的思考。就像那支燃烧过半的香烟，哪怕成为灰烬，依然倔强地维持它的完整。这是老师带给我们的精神意象。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中，我会努力保持这样的热爱与完整。我是父亲的女儿，是老师的学生。

【纠错】

责任编辑： 王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