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白银帝国》，徐瑾 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版)

　　（原题）“京钞风潮”中的中国银行

　　如同英国曾经走过的道路，钞是中国迈向现代货币体系脱不开的一步。不过这一步却迈得十分艰难。“京钞风潮”是其中的第一个考验。

　　所谓钞，主要是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京钞则主要是在北京流通的钞票，尤其是指袁世凯时期“停兑令”之后的钞票。当时的钞票和世界多数纸币的起源一样，其实就是银行兑换券，意味着银行收了客户银元而发给客户钞票，而如果客户拿出钞票到银行兑换，银行需要换回银元给客户，如此大众才愿意持有钞票，而银行才有信用。北宋纸币试验之后，历史经历千年嬗变，纸币终于再次回到中国，但这一次，运行机制与竞争环境都已经大为不同，结局与对比也让人思考。

　　北洋政府危机爆发于袁世凯称帝之前，而作为此后一直无法集中权力的弱势政府，军阀割据导致“各省每以自顾不暇，将向归中央收入之款项，任意截留，自为风气”，对内对外都力不从心。这也意味着财政收入微薄，“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于借贷”。北洋政府的政令无法传递，也局限了其势力范围，政府财政一直处于破产边缘。当时关税和盐税由外国控制，关税主要用于偿还内债外债，而盐税被地方节流，北京财政状况被称为“中古式的”。1925年预算是3.1亿元，次年顾维钧担任财政总长之时曾表示每月收入只有100万，而且一般是借款。财政匮乏导致中央权威继续弱化，进而财政更加式微，可谓恶性循环。

　　如此态势之下，身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因此被政客盘算。民国初年，两家银行的信用还算良好，不仅有发钞权，发行钞票也受到欢迎。当时鲁迅如此记载，“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b。

　　如果认为白银因为不便就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看官未必太低估政府的险恶了。这种银行发行的钞票并非国家货币，其生命力维系于机构信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论从定位还是实际功能来说，都堪称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有代理国库、募集和偿还公债、发行钞票、铸造和发行国币等权利，而交通银行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清政府邮传部奏设成立，当时即有纸币发行权，还有经理轮、路、电、邮收支、经付公债、发行钞票等权力。这也导致他们承担不少为北洋政府垫资的任务，埋下了日后的隐忧。

　　最开始北洋政府寄希望于公债，并在1914年成立了“内国公债局”，两年三次募集公债。然而随着市场对于袁世凯证券的信心低迷，筹款数额越来越少，于是财政只能依赖银行垫资。根据统计，1916年中国银行向北京政府贷款5200余万元，交通银行垫款达3800余万元。如此巨大的垫资并不是无本之水，只能靠滥发钞票填补，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之下，市场难免偏好现金，白银铜元重新获得青睐，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京钞价值越发缩水，银行也面临挤兑风险。

　　1916年可谓波折之年，政治趋向乱局，先是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脆弱的北洋政府面临更大窘境。在没有监督以及严格财政纪律之下，政府的账最终往往都是银行承担。情势逼迫之下，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陷入滥发纸币深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临考验。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制交通银行，面对无计可施的财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桥梁，消息走漏反而导致市场挤兑爆发，从京津开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他们策划的拒绝兑付原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发的太多钞票已经无法兑付，“内外债方面，业已经无法可想；如因军政各费，继续增发钞票，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银行可能即将倒闭，局面将不可控制”。根据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估算，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钞票7000万余元，其中交行发行额为3 682万元，库存现金只有2000万元，除了放出商贷约2000万元外，贷给政府约有4000万。这个发行数量与后来的法币金圆券自然不可比较。当时的钞票并不是法币，白银还是作为主要货币与准备金在使用，而处于金属货币之下，通胀其实很难走高，这也是北洋政府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原因。可惜在当时的格局之下，超发额度加上各种留言，足以让市场中人心不稳。

　　账面怎么都无法做平，无可奈何之下，北洋政府未等新财政总长孙宝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停兑令”中如此表示，“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银行提取现银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段祺瑞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两行一律封存”。

　　“停兑令”一出，其实就是摆明了政府要赖账，银行已经无计可施，市场因此一片混乱，纸币的价格越发走低。鲁迅对此念念不忘，详细记录了前后经过，“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支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这一事件显然严重影响了刚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银行信用，从鲁迅的记录可见，外资银行的独立性其实保证了其钞票的可靠。数日后京津两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完全停止兑付，日渐加剧贬值预期，导致大家纷纷抛售纸币，抢购商品，于是市场混乱，人心惶惶。

　　这些钞票挤兑风潮从北方开始，当时称为京钞，所以也叫“京钞风潮”。鲁迅最后只好打折出售自己手边的钞票，“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这种近乎抢劫的行为令百姓惶恐，更令金融市场动荡不宁。1916年5月，就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兑令”。

　　然而，上海当时有一个日后即将崛起的银行巨星：张公权a。他曾经留学东京，从25岁开始加入中国银行，其人生与中国金融史乃至大历史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袁世凯、孙中山到蒋介石等人，他们在现代中国诸多历史举措中有意无意促成了张公权人生的重大转机。

　　时间重新回到1916年。张公权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接到命令之后，看到流言变为现实，第一反应是“惊恐万分”，深感这无异于陪葬中国银行信用。对于整个金融业而言，如果执行此令，中国的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再也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两人合计之下，决定维护银行独立，核算现金与资产的情况，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拒不执行，期待借此获得民众谅解与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足以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合计之下，两人复电北洋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拒不执行，并非代表没有成本与一味顽抗。张公权与宋汉章首先的担忧在于，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政府解除职务，而一旦被解除职务可能就会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于是他们借助了租界法律，让商股股东起诉张宋二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也无法被解职。

　　张公权回忆，这是为了抗挤兑成功，借助股东力量抵制袁氏政府，在当时大商人张謇帮助下，成立新的股东联合会主持业务，张公权被推举为会长，叶揆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在报刊刊登公告表示上海分行营业照旧，并且对外宣布，“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持沪行，沪行因赖以保全”。

　　保住管理架构之后，上海分行还必须从经济上证明自己的实力可以应对即将而来的挤兑浪潮。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更可怕的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即使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老牌中央银行也难以避免。张公权对此挤兑持续观察几天，多年后回忆起挤兑狂潮仍旧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点，张公权从家里去银行，在离银行还有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他勉强挤到行门口，发现挤兑的人数不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这些升斗小民人数虽然多，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张公权注意到他们手中所持的不过一元或5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

【纠错】

责任编辑： 王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