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继续挤兑，人数与12日差不多。为了安定人心，本来星期六半天办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长办公时间，结果挤兑人数一下子减少了400人；此后周日本来休息，也照常营业半日，结果挤兑人数不到百人。张公权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气，记下“风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没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挤兑情况之下，上海分行行现金也开始减少，究竟能否支撑下去其实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联系外资银行给予帮助。

　　在几天的挤兑之下，上海分行虽全力应对但也几乎面临困境，毕竟挤兑就是一个信心比较的过程，在市场践踏之中，谁也不知道挤兑什么时候过去，甚至危机开始退散的时刻是压力最大的时刻，“沪行库存有200多万元现银准备，挤兑数日共兑出160余万元，同时商存款项被提取数亦达百万元”。于是，外资银行的帮助就显得分外重要。5月15日，宋汉章经理往访汇丰银行和正金银行两家外资银行寻求帮助，诸多外资银行赞成协助上海分行“至必要限度”，由各外资银行共同承担对上海分行的200万元透支借款。

　　当时外资银行信用良好，所以钞票得到更多认可，库存现洋颇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帮助，而外资银行也需要市场稳定。当时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隐性承担了维护市场稳定的责任，汇丰银行贷款额度占据1/5，为40万元。此外，当天还决定由华俄道胜银行“出早仓”（资金一般是下午出库，早仓表示提前提出）以帮助上海分行。其实上海分行并没有动用这笔钱，但是市面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挤兑风潮旋即散去。

　　当然，据参与者回忆，虽然宋汉章在外资银行中颇有声望，但是交谈之中并非单凭信用，提供了上海分行行址及苏州河沿岸之堆栈、地产道契等为担保。对比之下，虽然也有呼吁帮助交通银行的声音，但是因为交通银行声誉一向不如中国银行，所以外资银行对两家中资银行的态度也是两样。

　　到了5月19日，风潮总算彻底平息，张公权如此记录战果，“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分行已经胜利，此刻可谓“家有千金，行止不惊”，在银行加班加员应对挤兑的努力之下，挤兑风潮散去。不过，经济只是一方面，此刻又传来各方面的声援。5月16日各国驻京公使团向领事馆复电，赞同协助上海分行，但张公权当时表示挤兑风波已经平息，上海分行无须外援。

　　尽管此刻经济上已经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清晰，对于日后的追责赢得了空间。而且，上海分行的应对也感染了不少人，原本持中立暧昧态度的机构个人也明确支持上海分行，例如上海总商会即在《申报》表示，“查中国银行准备现金甚为充足，不特发行之钞票照常兑现，即将来存款到期亦一律照付。该沪行内容之可靠、诚信而有证，惟钞票为辅助现金，全赖市面流通，斯金融不致窒塞。该沪行既备足现金、兑付以保信用，而各业商号自应一律照收”。如此趋势之下，等到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根据李思浩回忆，执政的段祺瑞对于上海分行停兑的态度改变为“非常和缓”，承认停兑是勉强应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内，“与外国商人关系较深，停兑不易办到”。

　　袁世凯去世之后，大局已定，停兑风潮也意味着上海分行的完全胜利。至于“停兑令”的始作俑者梁士诒，在袁世凯去世之后被继任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继而逃亡海外，日后在一切风平浪静之后咸鱼翻身，再度卷土重来，重新入主交通银行，借助西园借款盘活交通银行——这就是闹哄哄的民国政治。

　　这次京钞挤兑事件之后，1921年又重演过一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从1916年到1923年整理京钞，在战乱中历经几个阶段才算基本完成。中国银行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银行。1926年，中国银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 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

　　这一次胜利虽然是在张公权等人运筹帷幄之下展开，但是其中的成功也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大背景。

　　首先，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这反而意味着它不会挤兑得非常霸道，北洋政府时期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时期。正因如此，“停兑令”的执行并不是十分严格，南方对北洋政府的做法也表示异议，“北京政府宣布此举，系欲使中交纸币跌价，造成独立各省经济上的恐慌，北京则可席卷现金，以发军饷”。如此氛围也给予张公权等人抗命的空间。这其实是权力分散之下“东南自保”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即使秋后算账，在各界的抗争斡旋之中，最终也不了了之。

　　其次，这看起来是张公权的胜利，其实更是江浙财阀乃至工商界的胜利，也是市场力量的胜利。张公权最为倚重的其实是股东和工商界人士的力量。他依托于张謇、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借助股东力量公告天下，“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住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中国银行沪行决定由股东会竭力维持，将来各业企业如有损失，均由股东联合会负责向政府交涉”。

　　换言之，此役的胜利依赖于中国银行商股身份的强大。这也是北洋时期的一大特点，因为北洋政府财力积弱，所以官股也少，稀释之下银行内商股的比重增大，而且话语权不少，参股人员也不再类似晚清更多是官商身份，而是以商业为主。对中国银行而言，1915年大部分为官股，但是之后商股比重开始增加，1917年从17.01%升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猛增到97.47%。根据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的回忆，中国银行几位首脑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想把中国银行办好，也认识到要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财政部因为需款应用，经常将该部持有的中国银行股票抵借款项，我们就怂恿他们陆续让售给商业银行，到北伐前夕，官股为数极少，只剩5万元了”。

　　最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人员地位也不可不提。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都在北京，但是两行在上海都设有分行，而且地位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更在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半数准备金都属于两家的上海分行。根据张公权回忆，“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之兑换券计七千余万元，现金准备约两千三百余万元。内中：中国银行存有现银三百五十万两，银币四百八十八万；交通银行存有现银六百万两，银币五百四十万元。此项现金准备之半数，属于上海中国、交通两分行”。

　　对比之下，交通银行的历史本身与中国银行不同。北洋政府对于交通银行成为国家银行颇有助力，而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在交通银行地位不凡，从交通银行帮办到最终担任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银行初创之时虽然获得轮、路、邮、电四项存款往来，但是在历年垫资与经营不善之下甚至亏损280万两以上，“行务停滞，几有不能支持之势”。梁士诒谋求袁世凯支持，扩大交通银行权力，为交通银行谋取到国家银行权力之后，交通银行一直在他控制之下，交通银行的经营状况却不如中国银行。当时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一则“北京特别通讯”，据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总行在停止兑现、付现的院令发表前，曾致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交通银行分行均无意见，而中国银行各分行都不赞同，甚至有言“交通银行自杀，系属自取，中国银行陪杀，于心难安。宁可刑戳及身，不忍苟且从命”。

　　从全国来看，因为地域风格有异，各地对“停兑令”的执行力度和步伐也不一样。多数地区遵照实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坚决抵制也有其特殊性。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地位特殊，辛亥革命爆发后银行停业清理，然而大清银行中除了官方股份，也有商股。在商业股东出面斡旋之下，南京临时政府同意中国银行于1912年在上海（原大清银行的旧址）开业，次年才设总行于北京，固定股本总额为银元6 000万元，官商各半，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在中国银行内外都不低。至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其主管是交通系官员，到任时间不长，更是与商人及银行业务不熟，外资银行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不得不对“挤兑令”遵照执行。而经过这一次，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结局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更是不同，时隔一年之后才重新营业，其总行也差点遭遇撤销。

　　经过这一次风波，张公权一战成名，可谓在金融界扬名立万，而且在政界与新闻界也获得不少拥护，后来梁启超邀请他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花费数年整顿京津地区的京钞问题，这为他日后作为江浙财阀代表支持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对抗挤兑成功不仅仅是张公权一人的功劳。据了解内情者评价，张公权交际活络，与江浙银行家、政界以及新闻界多有联系，从政经历使得他对外处理事务得力。对内而言，宋汉章在行内有实权，对外资银行有信用，而当时上海分行襄理胡氏在钱庄有地位，正是他疏通中国银行到上海钱庄市场交易，使得钱庄给予中国银行的地位是同业而不是普通客户。由于三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促成了中国银行在这次风潮中屹立不倒。

　　至于宋汉章，虽然一直以来被谈到的频率低于张公权，其实他对于中国银行的贡献也很大，其服务时间更久，资历更高。他经历了清朝、北洋、国民政府等不同朝代的中国银行。张公权说起宋汉章，评价是“静默寡言，但是朝夕相处得益亦多，美德有自奉简朴、操作勤劳、办事认真、爱惜公物、公私分明”。宋汉章日后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1946年任四联总处理事。在孔祥熙辞职的情况下，年近80岁的宋汉章还在1948年4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目的也是为了保持中国银行独立。1949年他辞职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岁。宋汉章的一生，除了这次对抗北洋政府，还曾经对军阀陈其美、蒋介石的借款要求强硬回应，有人甚至将他称为中国银行的精神领袖。至于胡氏，曾有上海钱庄经历，张公权说他对于钱庄历史业务尤其熟悉，与之谈论市面情况增加知识不少。

　　在“抗兑令”中，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在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银行总行的电报中提到，“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日后发展也多少印证这些银行家的当年期待，虽然政局变动，中国银行仍旧得到长足发展，中国银行存款总数1917年年底为1.4亿元，1928年年底为3.8亿元；钞票发行额1917年年底为7 000万元，1928年年底为1.7亿元。1928年年底，全国银行发行总数为2.9亿元，中国银行发行总数约占一半；全国各银行活期、定期存款总数为9.8亿元，中国银行存款总数约占4成。中国银行的地位不仅在全国卓越，在上海等地甚至高于官方的中央银行，“1934年年底，全行存款总数达5亿余元，各项放款为4亿余元，均较中央银行多一倍许，发行总数为2亿余元，较中央银行多两倍半”a。

　　“京钞风潮”与“抗兑令”背后，不仅折射出中国银行业与银行家转瞬即逝的黄金时代，也暗示了一个教训：政府无信用情况下，民众往往更偏好白银之类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存在其实天然对于纸币的通胀是一个束缚，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发行纸币必然引起通胀，引发金融动荡。可惜这一教训并不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的效应被放大再放大，民国政府在通胀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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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