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

　　留下六座石碑

　　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行围四十次，留下了许多痕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六座石碑：《入崖口有作》碑（1751年）、《于木兰作》碑（1751年立，后1760年和1761年再次刻诗于此碑）、《古长城说》碑（1752年）、《虎神枪记》碑（1752年）、《永安湃围场歼虎》碑（1761年）、《永安莽碦》碑（1774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行围期间，写下了《入崖口有作》五言诗一首，后将诗刻于石碑上，此碑如今立于围场四道沟乡庙宫前伊逊河南山上。诗中描写了云影环绕的双峰下，伊逊河奔泻而过，辽阔的草原上点缀着朵朵野花的景色。此碑如今完好，可惜当年的伊逊河已没有了河水，只留下古河滩上的大片农田。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皇帝又一次来到了木兰围场举行秋狝。这一次他一口气写下了《于木兰作》九首诗篇，并镌刻于石碑之上。此碑位于石桌子乡碑梁沟碑梁顶。这九首诗，每一首都对这里充满了赞美和颂扬，如今看来，这些诗句都不失为一套详细的“围场县旅游指南”。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在秋狝时发现了一段类似城墙的遗迹，一时兴起的他沿着这段遗迹开始勘察，询问当地人后，他认为这是古代长城的遗迹。乾隆皇帝开始根据自己所学知识来考证这段长城的年代，他甚至还查阅了《山海经》和《括地志》等典籍，他认定这段长城要比秦长城年代更加久远。如今人们已经弄清楚了这段长城的来龙去脉——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而修筑的燕长城。当年，做了一番考证的乾隆皇帝心满意足，在发现长城的位置立下石碑，并将自己探寻古迹的经过刻在石碑之上。如今，《古长城说》碑位于围场新拨乡岱尹上村岱尹梁之北山脚下。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乾隆皇帝到岳乐围场行猎。这次狩猎，给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竟然将这件事情的经历形成文字并刻成碑文后，又写了一段说明，并将说明文字刻在了一块近十米高的崖壁上。

　　《虎神枪记》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当年，乾隆皇帝正在岳乐围场中行围，忽然有几个猎户上前告诉皇帝说此处有伏虎。有人说自己曾亲眼见过老虎就藏在前面约300步的山洞里。乾隆皇帝听了很是兴奋，于是他举起枪朝着300步开外的山洞放了一枪，其本意是引老虎出洞。结果这一枪直接击中了山洞里的老虎，老虎咆哮而出，在崖壁上蹿下跳，不一会老虎又钻回了山洞，于是乾隆皇帝朝着洞口又放了一枪，这次则让老虎一枪毙命。乾隆皇帝归功于康熙皇帝所赐的这杆枪上，认为这是对自己遵循祖制的一种褒奖。

　　如今，《虎神枪记》碑还在新拨乡月亮沟西山坡上。在此碑东面，便是当年的摩崖石刻：“乾隆十七年秋狝用虎神枪殪虎伏虎于此洞。”其中每个字高度约二十五厘米，远远望去，崖壁显得非常震撼。

　　当年的西北边陲，一直是清代统治者牵挂的地方。自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叛乱以来，烽火就没有被平息过。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终于平定了准噶尔，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疆的大、小和卓再次发动叛乱，清廷命兆惠为定边将军前往平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皇帝刚刚结束木兰行围，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他还没有接到胜利的消息，于是他写下《过卜克达坂》五言律诗一首，在诗中他推测战争的进程，认为不出意外的话，大、小和卓应该已经被俘虏了，该诗刻于《于木兰作》碑的一侧。果不其然，之后不久他便接到了捷报。乾隆皇帝亲自从京城前往良乡迎接将士们回京。

　　《过卜克达阪叠旧岁韵》则完成于次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他再次从卜克达阪经过，面对去年刻下的《过卜克达阪》石碑，联想到叛乱已经被剿灭，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诗。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永安湃围场发生在这里的一次猎虎行动。在猎虎之后，大家共享野味，在其乐融融之中，乾隆皇帝思考如何将传统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于是写下了《永安湃围场殪虎》，并刻于碑上。如今，碑位于围场半截塔镇要沟路村西北。

　　在乾隆皇帝心中，永安莽喀围场是他的第一围场。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年少时的一段难忘回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八月初八，12岁的弘历（即乾隆帝）跟随祖父康熙皇帝来到木兰围场。当时康熙皇帝用火枪击中了一头熊，他命令弘历前去捕获，可弘历刚要跨上马，这头熊突然一跃而起朝他扑过来。情急之下康熙皇帝举枪补射，将大熊击倒。后来康熙皇帝夸赞弘历命大，并且还预言将来他的福气一定会超越自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已经64岁的乾隆皇帝再次到永安，写下了《永安莽碦》一文。在文中，他先是感叹身边一起扈从的人，基本上已经都是新面孔了。这一天，精神不减当年的乾隆皇帝一共射杀四头鹿，他还发出“部旗常例笑何谓？六十方过曰老年”的感慨，翻译过来就是：部旗的这些规定真是可笑，刚刚过六十岁，怎么就能把自己归入老年人呢？如今，这块碑位于围场腰站乡碑亭子村后山。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安湃围场作》，这首诗刻于《永安湃围场殪虎》碑的另一侧。从这首诗中，能觉察到木兰围场地区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围中鹿少才见一”便说明了当时围场内的野生动物已经开始减少，而木兰秋狝在乾隆皇帝去世后，也逐渐走向没落。

　　嘉庆

　　见证木兰秋狝的衰落

　　在伊逊河西岸，有一座《木兰记》碑，它与乾隆皇帝的《入崖口有作》碑遥遥相对。《木兰记》碑是木兰围场现存的七块石碑，唯一一块由嘉庆皇帝所立的石碑。

　　嘉庆皇帝的《木兰记》写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时清帝国的最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进入19世纪初的清王朝，在“恪守祖训”的指导思想下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嘉庆皇帝是一位典型的“守成”君主，对于前代统治者们所制定的体制、国策等都严格奉行，而木兰秋狝作为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也被他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在《木兰记》中，他首先对木兰秋狝活动做了概括，高度赞扬了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对于康熙皇帝开创的这项活动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并对乾隆皇帝一生的功能做了全面总结。之后则表达了自己虽然“骑射远不及我皇考于万一”，但是“此寸心则不敢不强勉，实不敢怠惰偷安”。根据史料记载，嘉庆皇帝身材较胖，是个体育困难户。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每年木兰秋狝他都非常认真。

　　不过，这时候的清政府和清王朝的军队，从各方面都已经不能和乾隆年间相比，虽然嘉庆皇帝曾经因为一些秋狝活动中出现的失误叱责有关部门办事不力，但是这一切已经很难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挽回了。

　　其实，木兰秋狝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清廷国力的变化是重要一个因素，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了漫及河南、湖北、陕西和四川等地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自然无暇顾及秋狝大典。后来，由于流民众多，不少流民入围垦荒种地，偷伐树木，猎杀野兽，这给木兰围场也带来了损害。这个趋势在乾隆时期就有体现。康熙年间仅有护卫八旗官兵110名，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至609名，嘉庆年间达到千人以上。而且清帝虽一再加重对偷入围场者的处罚，但仍不能禁。以致嘉庆皇帝第一次举行围猎时，“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察看“竟至查阅数十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最后一次履行完木兰秋狝的职责后，嘉庆皇帝终因日程安排过满而突发疾病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他的去世也标志着清王朝的木兰秋狝活动的终结。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皇帝则谕令停止木兰秋狝：“今岁秋狝木兰允宣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著停止。”（杨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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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