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以北大开校，蔡先生病未北上，校长莫定。有人拟以智由长大学者。业已驰书决谢，必不往就，坚如铁石。智由以超然之身，发公正之论，必处于不官不党之地，方能副此素志。校长之职，虽异仕途，亦决不投身其中，致受牵率。日内便拟入山。取古人如有复我，则在汶上之义。暂有来往信函，或未及收到，恕失答复。毁誉亦不闻问，明此志于天下。”

　　1919年9月6日，北京《晨报》上突然刊出一则《入山明志》广告，作者是被梁启超赞为“近代诗家三杰”之一的蒋智由。

　　广告内容古怪——远在上海的蒋智由“听到”传言，称北洋政府将任他为北大校长，以代称病的蔡元培，蒋表示逃向山林，绝不就任。

　　蒋智由是近代史的风云人物，他创作的新诗非常接近白话诗。著名学者杨世骥先生曾说：“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即蒋智由）的成绩最可惊异。”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称蒋智由是“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赞他“东游以后，肆力为诗，不入湖湘人语，亦不入新学末派，直造古人，而与李翰林（即李白）为近”。

　　鲁迅留日时曾多次拜访蒋智由，后因疑蒋是“官迷”，又与他疏远，并写诗嘲讽他。然而，被斥为“官迷”的蒋，为何连北大校长都不愿当呢？其中颇有隐情。

　　白给个知县不肯当

　　蒋智由生于1866年，浙江诸暨人，本名国亮，去日本后才改为智由（又称知游）。他的字很多，有性遂、惺斋、心斋等。号亦多，如观云、愿云、因明子等。

　　蒋智由少年贫苦，他在诗中曾说：“我年未二十，饥走去东西。汩没遂长久，飘捩（音如列，意为不顺）如转蓬。”

　　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期间，蒋智由“擅制艺，每试必冠其曹”，有“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之志。晚清立宪派领袖汤寿潜说他：“君志大言大，虽厄于时命，而文章一缕晴丝，蟠天际地，自为吾浙传人。”

　　1897年，蒋智由中举，山东巡抚孙宝琦荐他当山东曲阜知县，但蒋未就任。据蒋女弟子吕美荪记：“（蒋观云）登乡榜后不乐仕进，东抚孙宝琦钦其人，邀请入幕，两贤相契，极得宾主之欢。”

　　1898年，蒋智由去了天津，在晚清名臣王文韶新办的天津育才馆中任汉文教习。

　　在天津，蒋智由为首的几名学者组成北学馆，大量编译时务书籍，出版了《时务通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1899年7月，为避义和团，蒋智由回到上海，两年后与同乡创办《选报》，并任主笔。创刊号由蔡元培作序，蒋百里、杜亚泉等曾为其撰稿。

　　1902年4月，蔡元培拉蒋智由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当年暑假，部分留日生欲入陆军校学习，清政府不准，日警强行将他们遣送回国。在中国教育会资助下，100余名退学学生自办爱国学社，不久又办爱国女社，蒋智由任校长。

　　爱国学社每周公开演说，听众甚众，成为革命党的据点。

　　1902年底，蒋智由东渡日本。

　　成为《清议报》最看重的诗人

　　自1899年起，蒋智由以“因明子”为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诗作。《清议报》创刊于横滨，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在海外办的第一个机关报。此时蒋与梁尚未谋面，但《清议报》上发了蒋的62首诗，仅次于梁鼎芬（以毋暇为笔名）和康有为（以更生为笔名）。

　　梁鼎芬是晚清著名学者，深受张之洞信任。曾应梁启超之请，说服张之洞派人合办《时务报》，可他后来又多次干预报社运作，致其半途而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鼎芬怂恿张之洞改作《劝学篇》，攻击康有为等人。表面看，梁与维新党势同水火，其实暗中互相借重。

　　如此说来，在“关系稿”外，蒋智由实为《清议报》最重视的诗人。

　　晚清诗风丕变，谭嗣同、夏曾佑力倡“新学诗”，即在诗中掺杂“新学”内容，力图改变吟风弄月、不切实际的积弊。

　　“新学诗”为推广“新学”，常加入半通不通的怪词。谭嗣同便写过：“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喀私德是种姓制度的音译，巴力门是议会的音译，庵摩罗果即余甘子，原产印度，佛经中有“掌中庵摩罗果”之说，比喻所见非常清晰。

　　如此怪诗，被梁启超批为：“僻涩难懂，几无诗味。”梁启超也不满意夏曾佑的诗，说：“穗卿（夏曾佑字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

　　与“诗界革命”不谋而合

　　晚年梁启超曾检讨：“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结识“诗界革新导师”黄遵宪，将其《入境庐诗》稿本留在家中两个多月，却印象寡淡，以至于“至今无一首能记起全文者”。

　　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批评“被三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坛，认为“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但他也承认：“今尚未有其人也。”

　　恰在此时，蒋智由的诗让梁启超眼前一亮。如蒋的《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再如《卢骚》（今译卢梭）：“力填平等路， 血灌自由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均轰动一时。

　　这些诗语言浅显，有新内容、新造句，却不失格律诗的气魄，完全契合梁启超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的主张。

　　梁启超虽“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但他认为：“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钜子天所骄，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还是最欣赏蒋智由，称他为钜子。

　　“观云的思想变了”

　　到日本后，蒋智由曾代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政论、诗歌，还担任过《浙江潮》的编辑。蒋文风冷峻且有激情，给人又冷又热之感，吴稚晖曾说：“观云疟疾作了，益服白药（指用白话文），可愈。”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日留学时，鲁迅很少出门访友，“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指鲁迅）曾去问候他过”。

　　据学者布谷钩沉，鲁迅曾托蒋智由帮忙。1934年5月在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一段往事：“那时已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

　　据许寿裳记，一次蒋闲谈服装时，称清朝红缨帽有威仪，自己穿的西式礼帽无威仪。回去路上，鲁迅对许说：“观云的思想变了。”鲁迅给蒋起了个绰号——“无威仪”，认为他是“官迷”。

　　鲁迅疏远蒋智由，可能因1907年，蒋与梁启超等人成立政闻社，鼓吹保皇。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遇难，在东京的绍兴同乡集会，鲁迅等人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蒋智由认为应与清政府讲道理，应如待宰之猪，哀鸣一番即可。

　　鲁迅曾很喜欢蒋智由的诗：“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便仿作一首挖苦蒋，此诗已佚，仅留第三联，即“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为什么不当北大校长

　　出乎意料的是，《天义》等媒体竟将秋瑾之死怪到蒋智由头上：“及蒋观云创政闻社，鼓吹立宪邪说，又引翼（指袁翼）为己党。观云素与瑾（即秋瑾）相识，瑾固多大言，尝语人曰：‘蒋观云者，吾司为东京革命机关。’蒋恐祸及己，恨瑾次骨，故与袁翼通谋，促之使告密。及东京绍兴人开同乡会，观云犹语人曰：‘为保卫地方上治安计，不得不杀瑾。’其设心之毒如此。”

　　蒋智由在日本居住近10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一度支持革命党，但对时局失望，只好“隐于沪渎，以书史自遣，尝有句云：物踊趋前急，兵争益后多。自崖失从返，谋国得无讹。稼穑中华业，纲常万古科。不容离此道，今日泪滂沱”。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主张高压，蔡元培不同意，借口“胃疴”离校，但代理校政的蒋梦麟、英文科主任胡适等均为蔡的亲信，当时北大会计课负责人是蔡的内弟，且北大学生拒绝承认新任校长胡仁源，北大教职员也声明“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

　　在此局面下，北洋政府想到了蒋智由，但蔡元培早得内部消息，先致函蒋，表面上是劝他接任。蒋当然明白，他接任也干不了，遂于9月6日发表《入山明志》。

　　声明发表后，北大学生认定教育部有阴谋，官员们百口莫辩，只好同意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全国，澄清并无此事。

　　9月12日，在北大全体学生要求下，蔡元培抵达北京，20日到校视事，取得完胜。

　　曾立潮头却渐趋保守

　　从1919年到1929年，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蒋智由流连于书斋，思想渐趋保守，“毁誉亦不闻问”。他常年修佛，梁启超曾说：“（蒋智由）邃于佛学，尤好慈恩宗，因自号因明子。”

　　蒋智由晚年出诗集，将曾受梁启超欣赏的那些作品完全删去。蒋桃李满天下，以吕美荪声名最著。吕美荪是“民国第一奇女子”吕碧城的二姐，她们的大姐吕惠如亦擅诗，并称 “淮西三吕”。不知为何，吕美荪与二人关系冷淡，甚至“不到黄泉勿相见”。

　　章太炎晚年身体不好，写信给蒋智由说：“我已潦倒数十年，依然无恙，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讲话耳。”蒋回信说：“非天公多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太炎阅后，拍案叫绝。蒋好饮酒，但喜“麦酒”（即啤酒），“每入酒楼，辄饮之”。

　　蒋智由的儿子蒋尊簋是民国军事家，与蒋百里并称“二蒋”。蒋尊簋2岁即丧母，曾随父在日本留学。

　　对蒋智由的诗，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认为：“诗界三杰中蒋诗实较差，非二家之比。” 钱锺书先生则称：“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但学者张永芳认为：“一是‘新诗’与‘新派诗’合流的改良‘新诗’，二是通俗化的诗作。在这两个方面，他（指蒋智由）的诗作都达到了该类诗的最高水平。”

　　蒋智由去世后，章太炎写了一副长挽联，其中几句颇有意思：“千古论才无准的，黄钟瓦缶，际遇为之。”

　　际遇让蒋智由成为“诗界革命”的标尺，拉开白话诗的序幕。但际遇也弄人，后人几乎已忘掉这位先行者。（蔡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