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琉璃厂的书肆及古玩市场

　　作为文化中心，北京的出版业发达，如今人们购书买书都非常方便。在民国时期以及更早的清朝年间，北京城里购书买书最好的去处，当属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这个因文人雅士聚集南城而兴起的图书集市，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角色。

　　民国时期，知名学者与琉璃厂书肆的交往，在现代文化史上几乎俯拾皆是。鲁迅在北京的十多年间，留下四百余次逛琉璃厂的记录。胡适曾要求他的学生多去跑跑琉璃厂的旧书店，“那里书店的老掌柜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

　　当然，学者与琉璃厂书肆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其乐融融的。琉璃厂毕竟是个商业场所，学者大多还是清寒之辈，面对心仪的旧书，这些大学者们有时也是“捉襟见肘”。

　　自乾隆以来，琉璃厂书肆的特色就是“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云间颠公《纪京城书肆之沿革》）。民国时期，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书肆根据学者们和各大研究机构的需求，到各地去访书，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当年《四库全书》编纂时的盛况。

　　书肆下这么大的功夫和本钱，当然是指望搜回来的书能大赚一笔。不过旧书与新书不同，价格并不固定，它与当时的文化潮流有关。张涵锐（民国学者）描述当年不同的文化热潮对琉璃厂书肆所卖旧书价格的影响：“一九二四年徐世昌主编晚晴簃诗汇时，广为搜集清人诗集，而当时一般附庸风雅之人，争相购取，书价乃随之陡增。民国三四年间，袁世凯盗国，其子克文广购宋椠精本，于是宋板书籍，价值奇昂，而嗜此者乃风靡一时。北京图书馆成立后，在民国十五六年间，极力搜集清代禁书，书价亦遂因之而涨……”

　　据记载，地方志最初由日本人来购求时价极廉，一罗（英制单位，一罗等于144码，相当于132厘米）才卖一银元，后来学风转移，大家越来越重视，价格随之上涨，到1935年，一部《香河县志》就能卖80元。著名学者的提倡也能“抬高”琉璃厂旧书的价格。曾有文记载，胡适在介绍传记文学时，谈到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这本书立刻涨价，林语堂提到了袁中郎（袁宏道），《中郎集》的价格也涨了。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论到当时的书价：“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

　　这样一来，书价对于购书者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胡适作为知名教授，一逢过年过节，也不免在日记里哭穷：“这两天共还书店债乙百贰十元（原文提到‘镜古四十，文奎四十，带经二十，松筠二十’，由此可见，乙百贰十元即一百二十元，下同——编者注），现在只欠乙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 （1921年6月9日胡适日记）

　　“今天是旧端午节，放假一天。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两个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廙都还说有一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1922年5月31日胡适日记）

　　在平时，到书肆买书，不必马上给钱固然是不错的风气，但到收账时可就不是那么“风雅”了，据刘半农家人回忆，刘家一到过节，全家都不敢出门，因为门洞里挤满了来要账的书贩。

　　据鲁迅每年所记日记后的书账，他在北京十多年，用于购书的费用将近四千元，跟他购买、修整八道湾的房价差不多。朱自清为了买一本14元的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当掉了结婚时候用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近代思想家吴虞家人来信，反复强调“在京可少买书”，理由是“恐马路不成运回时费力至巨”，但是真实原因是，在这封信中家人提到家中“余钱不过二十余元，如有钱，希从速寄数十元回家。”周作人称自己买书“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文史学家刘大杰在《春波楼随笔》中称生平有五恨，其一便是“古书价昂”。

　　难怪清代诗人潘际云的绝句《厂桥》，在提及琉璃厂书肆时最常被引用：“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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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