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雄安新区设立,引发热烈反响,诸多段子也流行一时,戏谑之余,许多人开始认真关注河北和河北人,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燕赵”是河北的别称,燕赵大地,东临渤海,西接太行,北依燕山,南望黄河。这片大地历史灿烂、英雄辈出,但为何特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要溯源到战国七雄之燕国与赵国了。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今天回眸两千多年前维系了两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战国七雄的气质,有着显著的差异:齐国富庶而尚空谈,楚国广袤而图安逸。相比野蛮凶悍、迅猛崛起的秦国,魏国则是一个江河日下的骄横却疲惫的老牌强国。韩国呢,纯属“墙头草”角色,跟在强国后面,强国吃肉,他喝汤。秦国统一六国,第一个灭的就是韩国,后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抵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么,齐国是“富”,楚国是“虚”,秦国是“狠”,魏国是“狂”,韩国是“滑”。

　　占据着今天河北之地的燕赵呢,赵国是“累”,燕国则是“苦”。

　　“地域性格”之说,颇为流行。中国学者曹世潮多年潜心研究国家民族性格之形成,他认为,世界各族群乃至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无一不在天气、地理和自然环境强烈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的特性,随着历史、生产力的演进,宗教、制度及文化又留下了强烈的烙印。

　　今日世界如此,当年战国亦如此。

　　从地形上来看,赵国乃所谓的“四战之地”,西有虎狼之秦,东有富强之齐,南有凶悍之魏,北边有林胡、匈奴、东胡、楼烦诸多游牧民族,还加上一个不时趁火打劫的小兄弟燕国。赵国常常面临多线作战,一边要应付其他诸侯国的攻打,一边还要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疲于奔命,是一个累得死去活来的国家。尤其要命的是,赵国是秦国东出的最大阻碍,赵秦硬撼,是历史宿命。

　　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偏处东北一隅,苦寒之地,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加上北临东胡等游牧民族,南又与强国齐赵相邻,在历史大舞台上,往往是以小角色身份出现,但偏偏历代燕王还不甘心充当小角色,要刷存在感,常常发兵攻打他国,人昏庸,胆儿肥,结果把国家整得更苦了。

　　远在春秋时期,赵国还未产生,燕国就不堪北方游牧民族的打击了,两次被迫迁都。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来犯,燕国抵挡不住,国君燕庄公只得向齐国求援,当时齐国还是齐桓公在位,“春秋五霸”之一,确实霸气,率兵反攻山戎,灭之,同时顺手把孤竹、令支也给灭了。

　　燕庄公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归国,一直送到齐国境内,还依依不舍。春秋时期,诸侯还是颇讲些礼节的,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还是很清醒,赶紧说:哎呀,我不是天子,您作为诸侯,我们是平级的,您不宜送我出境啊,这样搞得我就对燕国无礼了。当时史官可厉害了,若在竹简上刻下这无礼之举,对好面子的齐桓公来说,大大不利。怎么办?毕竟是霸主,任性,齐桓公大手一挥,把燕庄公送行入境所到的齐国一块地,全划给燕国了。

　　可见当时齐国之大与燕国之小。

　　山戎、孤竹、令支覆没了,北方又冒出林胡、东胡、楼烦等等来,还有持续骚扰中原王朝直至南北朝的“一号反派”匈奴。遥想当年,燕与赵,北境的烽火台,总是狼烟滚滚。

　　在今天,河北还是长城途经距离最长、保存最完好的省份,境内长城遗存达2000多公里。在秦代之前的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就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了。

　　但这两个国家的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其他诸侯国,长城无法防护。

二

　　公元前260年,秋天,恐怖笼罩赵国。

　　两百多名精神近乎失常的赵国少年兵,衣衫褴褛,满身血污,连滚带爬回到了邯郸城,逢人便说他们刚刚离开的地狱:长平,主帅赵括被乱箭射死,40万赵国降卒被屠戮。史书记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尸山血海,冤魂无数……整整40万啊,赵国几乎家家都有死难者,整个国家,“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号痛之声不绝”。

　　这是秦国的心理战,故意将这两百余名少年兵放回来。他们想用巨大的恐惧,彻底征服赵国。

　　但是两年后的邯郸保卫战,尽显赵国人的顽强与坚韧。

　　秦国大军杀至邯郸城下,赵国则坚壁清野,放弃野战和卫星城,集中各地的守军及粮食全力保卫都城。赵军精锐士兵已于长平之战中损失殆尽,守城主力多为老人和孩子,年轻士卒不足十万,御林军也已站上城墙。但是,他们悲愤有士气——长平之役,几乎每家皆有丧子、丧夫、丧父之痛。同仇敌忾,誓死血战。

　　好在,指挥邯郸保卫战的是名将廉颇。秦军久攻不下,伤亡日甚,而赵军在守城之余,还能派出少量精锐部队出城突袭秦军营栅,虽然突袭者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但秦军伤亡更为惨重。秦军不断增兵、换帅,邯郸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却仍然不屈不挠,殊死抵抗。廉颇终日带甲卓立城头,赵相平原君赵胜更是散尽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终于,在苦苦支撑一年多时间后,援军来了,大雪纷飞之中,魏国信陵君指挥魏楚联军,对秦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魏军击于西,楚军击于东,赵军应于内,秦军三面受敌,全线崩溃,联军乘势收复河东六百里之地,其威大震。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他要是能再活两百年,肯定会感叹:“战国太残酷”。

　　春秋初期,大小诸侯国若雨后春笋,多达140余国,互相攻打兼并,大浪淘沙,到战国初期,只剩二十余家,最后仅剩七雄,互相厮杀,加以各种阴谋阳谋、连横合纵。史家一般以赵、魏、韩三家分晋,作为战国之开端。“战国”这两字很形象,据统计,战国时期,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相比之下,春秋诸侯之间的战争,更类似一种仪式,双方战车对攻,输者服气,赢者大度。战国的诸侯战争,则残酷无比,一是各国能够动员的战争资源空前强大,常常数十万人对阵厮杀,二是以自己生存、消灭对方为目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尽可能多地杀死对方有生力量,成为衡量战争胜利的可怕标识。

　　赵国人的尚武与强悍,是连年不绝的战争培养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这话有些绝对,但对于赵国人来说,却是很贴切的。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李牧、廉颇,前两位是秦国的,后两位是赵国的。赵国名将无敌,而赵人关键时刻也近乎全民皆兵,强敌环绕,赵人为了生存,只能培养出团结、耐苦、善战的性格,才能在乱世生存。燕惠王有一次问名将乐毅的儿子乐闲,能否攻赵?乐闲回答说:“赵邯郸,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意思是,赵国人擅长打仗,不要去攻打他们。

　　当然,燕国人也是相当尚武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战事频繁,也不比赵国好多少,动不动强敌来袭,只能举全国之力抵抗。燕国人的刚烈,还因为在大厦将倾的绝境中,出了一个策划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刺杀事件的燕太子丹。

三

　　一直认为,韩愈所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应该出自易水河边那场荡气回肠的诀别。

　　司马迁在《史记》对这一幕的记载,极具镜头感和戏剧张力:太子丹带着一群人,来到易水河边给荆轲饯行。他们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一身缟素,送勇士远赴决死之路。朔风强劲,易水奔涌,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击筑,他和着拍节唱歌,苍凉凄婉,送行者泪流满面,一起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声调悲壮,慷慨激昂,歌声中,人人怒目圆睁,头发直竖,几乎把帽子都顶起来。荆轲歌毕,踏上马车,一路南去,始终没有回头。

　　这就是“慷慨悲歌”。

　　远去的古典气质,悲壮与优雅的完美结合。　　太子丹是个不甘屈从命运的人。他派遣荆轲刺杀秦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在此之前14年,楚、赵、魏、韩等国一次合纵进攻,被秦军击溃。这也是东方六国最后一次联军行动,此后再也无力共同组军对强秦战略进攻或防御。刺秦之前,秦已先后灭掉了韩国,并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太子丹知道:军事抵抗已无意义,只能采取刺杀这一非常手段了。

　　刺秦失败,秦军铁蹄,已无可抵挡。

　　在战国末期,赵国是六国唯一能够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但长平之战改变了双方的均衡,即便如此,秦军在强悍的赵军面前,也讨不了太多便宜。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面写到秦军万箭齐发、遮天蔽日的盛况,但在历史上,赵军更擅用强弓劲弩,让他们的对手包括秦军,死伤无数。

　　有名将有悍卒有先进的武器,赵国输在何处?除了综合国力(例如长平之战,秦、赵谁都输不起因此拼尽国力,但秦国最终胜在后勤补给能力上)外,还有一个致命原因,就是君臣相疑。廉颇、李牧在赵国,几乎是无敌战神,但偏偏赵国君主宁肯相信身边的佞臣太监,也不相信在前方浴血杀敌的忠臣名将。赫拉克利特还有一句更著名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但赵国君主偏偏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先逼走廉颇,后冤杀李牧。

　　遥想当年,廉颇、李牧有多么累?!

　　公元前229年,秦挟上一年灭韩国之威,攻打赵国,赵国君主是幽缪王(一听这名字就阴森森的),他派李牧率军抵抗,李牧大显神威,秦军不敌,就使离间计,重金贿赂赵王身边奸臣,说李牧要叛变秦国,赵王居然信了,李牧只能死了。赵国自毁长城,短短三个月后,秦军就攻入邯郸,俘虏了赵幽缪王,后者在流放地开始思念李牧,后悔莫及:如果李牧还在,我哪用吃秦国的米啊……

　　邯郸沦陷、赵王被俘后,赵国还没投降,王室赵嘉逃到代城称代王,公元前226年,最后的赵军与燕军合兵于易水之西,就是荆轲刺秦出发地,联军会战秦军,燕太子丹也在阵中。

　　燕与赵,此前彼此攻伐,大战小战不断,但最后时刻,他们携手站在了一起。

　　这一仗,燕赵联军输了,败军逃至辽东,秦军紧追不放,再战,燕赵联军又败。为求生,燕王杀死了太子丹,献给秦军求和。秦军已无视他们了,主力转而进攻魏楚。他们艰难又捱了4年,在公元前222年,燕、赵双双亡于秦军。此时秦国,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齐国。翌年,灭齐,秦王嬴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四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张艺谋的大片《英雄》,当年毁誉皆有,争议焦点在于:李连杰饰演的来自赵国的刺客“无名”,在完全能够杀死秦王的距离内,却为了天下大一统而放弃刺秦的任务,并毅然牺牲了自己,丧生于秦军万箭之下。这是张艺谋想要表达的“侠”与“英雄”,很宏大的理念。

　　这是一种理解。司马迁笔下的荆轲、豫让、聂政、侯嬴之徒,均出自战国,则是司马迁对“侠”和“英雄”的理解。

　　今人怀念春秋战国,是怀念一种精神,一种血性,一种能为人所不敢为的侠气,一种慷慨悲歌、意气赴死的抉择。

　　今人或许感慨:分久必合,但为什么统一天下的,不是“多慷慨悲歌”的燕赵,尤其是军事力量超强的赵国?答案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中国的《周易》,还是西方的赫拉克利特,核心思想是“变”:一切都在变,但“变”,却是永恒不变的。

　　谁能持续求变,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想当年,赵武灵王锐意求变,“胡服骑射”,将传统的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结构,改为骑兵和弓弩兵为主体的军队构成,完全改变了战争方式,赵国因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再往前追溯,魏国是战国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也是因为在战国初年,魏国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富国强兵,成为老牌强国。纵观战国史,七雄都有风光时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秘诀在于明君贤臣名将,更在于改革创新变法。

　　大家都在求变,但有的停滞了,有的放弃了,而秦国,基础可谓最差,一度被魏国打得无处藏身,却后来居上,始终不懈变法革新,逐渐超过了所有的对手。燕赵之人,即使再骁勇善战,又如何能够超越制度的胜利?

　　好在,燕赵之地,慷慨悲歌的气质,延续了下来。一个地区的人性格同一性,经过漫长的历史才形成,也在漫长的历史中绵延不绝。从东晋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到南宋誓不降元、血战到底的张世杰,到明末死守江阴、死不下跪的阎应元……燕赵英豪,每逢国家、民族有难,总能慷慨赴国难,名垂青史。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敌后抗战的最前沿,是中国全面抗战后创建的第一个、也是华北范围最大、人口最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曾被毛泽东亲笔授予“模范抗日根据地”光荣称号。当年神出鬼没的抗日“雁翎队”,就活跃在今日雄安新区核心的白洋淀。

　　燕赵慷慨悲歌之气质,是在战国时代极为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下锻炼而出的。一切在变,今日燕赵人,早已不复当年苦累之背景,但这份血性、忠义与卓越的生存能力,仍然有,亦很重要,诚如当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的一封家书所言:“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祝福燕赵之人,祝福雄安新区,祝福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