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引起舆论反响的“奇葩证明”事件，应当认真考察其具体的成因和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一些证明事项或许看起来不无“奇葩”意味，却是防范欺诈行为、保障社会诚信、维护权力部门和征信机构公信力的必需环节，该保留的还得保留，该严格执行的就得严格执行。

　　最近，山东徐州市民胡先生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前往徐州市公证处，为在加拿大上学的儿子胡小宝（化名）开具监护人授权委托书。工作人员验看证件后，要求胡先生出具其妻子是胡小宝亲生母亲的证明。胡先生很不解：户口本上我是户主，并注明我和妻子是“夫妻”，我和儿子是“父子”，结婚证也证明我和妻子是夫妻关系，怎么还要证明儿子“他妈是他妈”呢？这不是“奇葩证明”吗？

　　胡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差点被当地媒体炒成了又一起“奇葩证明”事件。近几年，中央和各级政府积极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大力削减一些没有合法依据的审批事项、证明事项，一些部门要求公民开具各种“奇葩证明”，受到了上级机关或职能部门的严肃查处。几乎每一起“奇葩证明”事件被曝光后，都会受到舆论的批评质疑，“奇葩证明”面临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命运。人们对各种证明事项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只要被要求提供什么证明，往往就要下意识地问一句，这是不是“奇葩证明”？这种敏感和警惕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不过，对证明事项的敏感和警惕如果超过了必要限度，就变成过敏和矫情了。徐州的胡先生听说要证明儿子“他妈是他妈”，首先就怀疑这是“奇葩证明”，其他人听说公证处要居民证明“我妈是我妈”，肯定也会认为是一种“奇葩要求”。好在公证处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胡先生的户口本和结婚证只能证明两点，一是他和妻子的夫妻关系，二是他和儿子的父子关系，而无法证明他妻子和儿子是母子关系，但确认两人的母子关系，是公证处开具监护人授权委托书的一个必须条件，所以，要求胡先生去有关方面（如社区）开具这个证明，是一道必须的手续，而不是“奇葩证明”。好在胡先生比较明事理，理解了公证处所提要求的合理性，如果他一气之下打“市长电话”投诉告状，或者愤而在网络上曝光控诉，可能就要闹出一起新的“奇葩证明”事件了。

　　过去多年来，很多地方和单位要求居民出具“我妈是我妈”、“本人还活着”之类的“奇葩证明”，有的证明事项完全没有必要，是有关部门擅自施加给老百姓的证明责任；有的是有关部门自己有责任也有条件去核查有关事项（如通过与公安部门的信息联网，获知公民的有关身份信息），但由于懒政成性，不由分说就把核查、证明责任全部推向居民一方。这些“奇葩证明”不但人为加重了居民的证明负担，也加重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堪称有百害而无一利之弊政，必须坚决予以清除。

　　然而，有些证明事项可能看似“奇葩”，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在当下，中国社会整体诚信水平尚不尽如人意，公民在办理低保、户口登记、房屋买卖、提取公积金等事项时，钻空子、打擦边球甚至欺诈行为时有发生，有关部门对公民提交的证明材料严格把关，提出严格的证明条件和要求，很多时候是合理和必要的。如果有关部门疏于核查把关不严，就可能导致富人吃低保、冒领公积金之类违规、欺诈行为畅行无阻，不但会损害政策和法律的权威，也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危害。

　　对有关证明事项不能进行民粹化解读和极端片面的质疑，不能动辄给证明事项贴上“奇葩证明”的标签。对一些引起舆论反响的“奇葩证明”事件，也不应简单口诛笔伐就草草了事，而应当认真考察其具体的成因和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一些证明事项或许看起来不无“奇葩”意味，却是防范欺诈行为、保障社会诚信、维护权力部门和征信机构公信力的必需环节，该保留还得保留，该严格执行就得严格执行。（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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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