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梁漱溟先生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信中如此写道。这些话所描述的无疑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在人心日渐浮躁的今天，重温这番话，可以体会梁老先生以“一己清朗刚健力，涤世间纷纭万端事”的苦心。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时时与众多学者、师长、友人通过信件进行交往。2017年底，世纪文景公司出版了由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注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该书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来的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结集。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些信件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此次书信集的出版，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那些首度公开的珍贵信件， 与蔡元培、吴承仕、陈嘉异、赵朴初……一段段蒙尘的往事缓缓揭开了面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与蔡元培

　　梁漱溟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京大学执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独开一代风气者，蔡元培先生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有如此评价：“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这段佳话究竟缘起何时呢？我们试从梁漱溟先生的往来书信中按图索骥，来还原其中的细枝末节。

　　1916 年，蔡元培先生于袁（世凯）倒黎（元洪）继、南北统一内阁的时局之下，应时任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静生）先生之请，由欧洲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本是蔡先生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自然相得无间。梁漱溟先是致信范源廉，请范先生为自己作一介绍，并求问蔡先生寓址：

　　漱溟拜静生总长阁下：迩闻蔡鹤倾先生莅京，未审寓居何所。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恐不省忆矣。兹思诣谈，敬丐公一缄作介，并希示知寓址，为感。小事干冒，悚愧无量。伏问政祺。梁漱溟再拜（1916年）

　　而后又致信蔡先生，以旧作《究元决疑论》求教于蔡先生：

　　漱溟再拜鹤倾先生左右：闻公莅京，欢忭无量。敬丐静生先生介绍，并奉旧作《究元决疑论》呈览，拟四日诣谒。先布，谨叩道安。梁漱溟再拜（1916年）

　　随后梁漱溟携范先生的介绍信造谒蔡先生寓所。其后便是广为人知的那一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谈话：一见面，蔡先生说，早就在《东方杂志》上读过了《究元决疑论》；随即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

　　鹤卿先生赐鉴：顷闻大学图书管理徐君已经辞职，公如不弃谫拙，以此见委，冥当立辞部职，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细事屡干，不任悚息。伏候赐复，并叩道安（1917年）

　　但蔡先生说：“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这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他认为，去北大，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是再好不过的了。正如他曾说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生，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而自己，则是因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

　　另有一处细节，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这七年间与蔡先生书信往来，蔡先生总称他“漱溟先生”，他未曾推辞，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称晚生后学——只因在校内，两人是校长教员的关系，他不敢不自尊。但离校后，他每次写信，就总自称晚学了。梁漱溟为人之认真，可见一斑。

　　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有两封是为他人而写，从中可以见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提携后学的：

　　兹有小事干请。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学之告白，颇思与试，以资深造，唯其原限资格，必大学或专门毕业者，乃许与试。张在大学，距毕业期只三月，似不相远，特属冥言于先生，为之备文送考，俾得与试。张君资质特优，倘更游学，必有远到。如无窒碍难行之处，可否特赐允许。以先生掖进后学之心，或乐与玉成欤。（1917年）

　　张崧年即张申府，与梁漱溟是顺天中学堂的同学，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于“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此信写于1917年，距张申府毕业之期尚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参加天津公署的留学考试；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请求为其赴考行以方便。此事后来如何，究竟蔡先生是否“为之备文送考”，张申府又是否赴考，已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张申府毕业后留校做了预科助教，可见留学一事是未曾成行了。而后张申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则是后话了。

　　终其一生，不管际遇如何，梁漱溟与张申府两人都保持着淡如水般的友谊。书信集中也收录了一封张申府1959年的来信，笑称“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觉与兄绝似”。还赋诗一首，诗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认真郑重世无两，偶然莞尔如春风。”也可作一有趣的注脚。

　　另一封信是为学生黄文弼所写：

　　顷去年哲学门毕业之黄生文弼来谈，拟在大学求小事，耤便读书。据云先已谒公。更属冥代陈，即乞鉴察是幸。（1919年）

　　黄文弼是1949年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1928年涉险进入西域戈壁，在新疆考古学领域活动了近40年。从这封信来看，黄先生1919年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当属梁漱溟代陈之功了。不意梁漱溟与黄文弼之间竟有如此渊源。

　　与吴承仕

　　与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并称“北吴南黄”的吴承仕先生，也曾一度与梁漱溟有过交往。辛亥革命后，吴先生入司法部任佥事，1924年方离任；而1916年，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先生（梁漱溟舅父）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书；吴梁两人因同任职司法部而得熟识。梁漱溟以《究元决疑论》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遂复一信，面交于他。这封信虽不足千言，但学术价值极高，可见出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

　　束冥先生惠鉴：手示敬悉，自退直归，籀读著论一过，立谊审谛，罙达理要，钦迟何似。承仕学术亡似，辨智不周，虽尝获事大师，得闻胜谊，间亦涉猎佛乘，乐观慈氏世亲之书，迫于人事，未尝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窥其究竟，又于大秦驴唇之文素所不习，远西哲人所说，未能讽籀，无以和会东西，校其□劣。(1910年代)

　　信中，吴先生先是谦虚地表示，自己虽曾追随大师（章太炎）左右，也曾涉猎佛乘，但未曾深思其中义理，仍有许多疑虑，并且对西方哲人之说并不熟悉，对《究元决疑论》无从置喙。客套过后，吴先生将个人所见和盘托出，如：“究元论所陈三谊，罙惬鄙心。”对其不妥之处直言相告，如：“所谓不可思议者，以论中非一非异非去非来诸句观之，即真如，绝待，离四句，绝百非之说。然名谊似不相副。” 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解释“不可思议义”时写道：“西士明哲颇复知之：……斯宾塞亦有时间不可知，空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可知等。”吴先生对此有疑义，认为：“……然论中引斯宾塞尔之言，实非其比。盖彼所谓时间空间云者，即不觉义中之境界相，质力流注云者，即不觉义中之无明业相……所谓不可知者，谓凡小未能证知，菩萨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 又如，吴先生提出：“决疑论根本四谊所用名相，未尽与百法相符。欲者，别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来论所持与百法或非一实。”1923年，《究元决疑论》被收入《梁漱溟卅前文录》出版时，梁漱溟在附记中表示，“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谬糊涂，足以误人，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更是直承决疑论中谈苦乐这一段实为“谬误的大端”。

　　吴先生通日文，手中有些日本学者的印度哲学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后，还曾向吴先生借阅过，作为讲印度哲学之助。此后时移世易，两人音讯隔绝。1976年，梁漱溟检出此信，写下：“后来长时间没有信息联系。日寇投降后乃传闻在京津沦陷时，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详。念之惨然。”往昔相与探讨切磋的时光已不可复得，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伤。

　　与景嘉

　　在其最为看重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序言中，梁漱溟写道：“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谨志衷心感谢之忱如右。”——此书在日本的出版，与景嘉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景嘉是清皇室后裔，据传，1933年，刚过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长春拜谒溥仪，溥仪极为赏识其为人，以私人之资派遣他与皇弟溥杰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学。他从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国，后又赴日本定居。《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2009年）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书信五通，此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书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学生和崎博夫书信一通，《人心与人生》日译本的出版一事，终于可以拼凑完整了。

　　1981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极言自己对梁先生的仰慕之情，并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将《人心与人生》在日本出版，他愿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门人和崎博夫持来大札，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为之狂喜……大稿《人心与人生》一书极思一读，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为影录寄来。如荷同意，在此地出书，嘉为校录之役，尤引为大幸。（1981年）

　　也许是景嘉先生寄信时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转而向溥杰先生求问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这封来信：

　　梁老：承嘱之事，因为我素性马虎成为“马大哈”，致在今日小组学习时，未能有以应命，实不胜惶赧之至。现将景嘉先生的住址，记录如下，聊供参考。（1982年）

　　溥杰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曾与景嘉一同赴日留学。有了他给出的地址，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给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杰先生转来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识小叙文两篇，敬捧读。远承询及鄙见，敢以鄙人实在情况率直奉陈……（1982年）

　　此信是据梁先生家中所存的书信底稿录入，遗憾的是此底稿已残缺不全。此后不知何故，梁漱溟与景嘉的书信往来中断了。直到1985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来信，重提《人心与人生》一书在日出版之事，并邀请梁先生去日东游；因年事已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请，但同意将《人心与人生》译成日文。随后几通书信中，两人探讨了一些修订、翻译的问题；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日译本一事致信其学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鉴：……《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1987年）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亚洲问题研究会代表理事，该会创建者与主持人。在该会推动与资助下，1986 年，《人心与人生》日文译本问世，此后又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两书的日文译本出版。

　　此外，书信集中尚有许多珍贵信件是首次公开，如曾支持章士钊“中西方文化调和论”的陈嘉异，读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后，“不禁热血坌涌，绕室疾走，满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绪直不能自持” （约1930年），后转而支持梁漱溟……信件繁多，内容丰富，无法在此一一详举，只有留待读者自行阅读发现了。（冯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