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这是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写下的话。

　　在文学史上，有“苏海韩潮”之说。韩指韩愈，其文跌宕张扬，不避险峻，如大潮之壮丽激越；苏则指苏东坡，在气势磅礴、纵横千里外，别有一份深沉、宽阔，无边无际。

　　确实，很少有人能像苏东坡这样，在文章、书法、诗、词、绘画、哲学等不同领域均登上时代顶峰，而与此同时，苏东坡还是一个有趣的人——会讲笑话，会享受生活，甚至还能在庖厨间优游。

　　苏东坡简直活化了“潇洒”二字，而这二字，为后人解读苏东坡提供了一把钥匙。

　　苏东坡为什么要“潇洒”？因为他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中。

　　首先，社会结构改变了。

　　宋代正处“唐宋变革”的关键期，“以血胤定终身”的贵族制度崩溃，“以能力别进退”的平民制度渐次萌芽。但从唯德是举转向唯才是举，就需创造出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来与之匹配，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社会博弈与磨合的过程。

　　其次，文化趣味改变了。

　　唐代中国更偏外向型，在相当时期，唐代君主是“传统中原天子+天可汗+转法轮王”的综合体，在丝绸之路通畅时期，唐代对外交流不断，不断为唐代文化提供新的元素。《旧唐书·舆服志》称：“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所以唐人喜爱大而艳丽之美，牡丹成为时代的象征。

　　然而，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丝绸之路被遮断，外来文化输入减少。加上唐中期以后藩镇割据，引发战乱不断，人民痛不欲生。曾经的壮丽梦、繁华梦已经破碎，则心灵该皈依何处？

　　时代变革赋予文化精英以特别的责任，即：重建一个新的精神家园，既足够实用，又能提供梦想，且与历史脉络有机串联。

　　宋儒对唐代文化多持否定态度，因为现实告诉他们，唐代式的强悍、多元、大气、豪放难以持久，必须向更早的时代去寻找价值资源。可事实是，唐代之前中原经400年战乱，胡尘遍地，特别是通过民族大混血，传统的“华夷之辨”已无法成立，可失去这个基础，儒家的政治哲学体系便难找到稳定支点。

　　宋代文化精英们展现出惊人的统合功夫，在朱熹等人手中，将印度佛学、传统儒学等勉强焊接为一体，可这个体系太过巨大，变得晦涩难懂，背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实践。这就需要有人将它再“翻译”成生活语言，于是，苏东坡横空出世。

　　苏东坡最大的本事在删繁就简，他将程子的世界概括为三句话：其一，天理不过人情，不缘性情，即非道德；其二，一切以当下为旨归，不作游谈；其三，快乐当头的人生哲学。

　　这种概括也许不准确，但它契合了儒学本质，即从身体日用出发去追求生命大道，而非建构一个虚拟世界，用它来反对人。

　　在苏东坡的世界中，一切都是通的：进可严格自律、胸怀天下，退可优游人间、玩世不恭，每种生活并无优劣分别，皆由境遇决定，重在我们主动去把握它，从中得到快乐。

　　这个解释体系最充分地释放了时代变化给心灵带来的压力——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见皆是幻象，则只要认真把持，何须再论对错？即使是炖一锅东坡肉，不也是生命的修炼吗？

　　因为通，所以苏东坡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历代文化积累充分操练起来，使自己在不同领域中均成划时代的人物。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中华文明从外向转而内敛，开始走上孤芳自赏、自怜自惜之路，宋人喜爱小而纯洁的梅花，它外貌平平，却执着地传递出一丝幽香。

　　对于苏东坡的解决方案，后人可以褒贬取舍，但有一点不能忘却：过去百年间，中国文化亦遭异质文明冲击，至今我们仍在学习、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领域，我们依然拿不出整合的解决方案，只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相比于苏东坡的创造，我们实在差得太远。

　　所以，现代人依然要读苏东坡，因为对于世界、对于前辈，我们的了解远远不够。（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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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