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五十二中的同学在永定河畔植树。

　　冯文冈/摄

　　1953年4月1日，《北京日报》3版

　　1955年4月2日，《北京日报》1版

　　1958年3月21日，《北京日报》1版

　　1964年5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1963年，新开路小学护林队员劝说破坏树木的孩子。高宏/摄

　　1961年，虎坊路居民给树苗浇水松土。冯文冈/摄

　　1984年9月26日，《北京日报》1版

　　1981年，宽街小学学生春季植树。叶用才/摄

　　1996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1版

　　2006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2013年4月5日，300多位市民到金山岭植树。庞铮铮/摄

　　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又到了北京最适宜植树的时候。今天，“绿色”似乎是全民认同度最高的发展关键词，而回望荏苒时光，“北京在变绿”，也正是几十年来北京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劳动成果。

　　1950年代

　　迎接“义务劳动星期日”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就明确了“大搞绿化”的方向：一、北京气候干燥，冬春季节常有大风，要调节湿度、保持水土、抵御风沙，必须多种树。二、尽管设立了园林事务所，不断扩充绿化工程队和保养队，但仅靠专业力量远远不够，必须打一场植树造林的“人民战争”。

　　“植树，对祖国有益的劳动！”1955年4月，北京市委发出“绿化首都”的号召，动员全市各机关、厂矿、学校、部队和郊区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植树造林运动。目标是：三年内，全部绿化西山，在城内每个区陆续建设公园，迅速改变京城里里外外，特别是那些新建单位和居民区连片荒山空地以及马路干线、河湖堤岸旁缺少树木林荫的状况。绿化养护与市政建设一起，成为当时全市大规模群众性义务劳动的重要内容。

　　1950年代中期，参加“义务劳动星期日”在北京蔚然成风，每到星期天，成百上千的工人、干部、战士、学生扛着红旗、自带干粮涌向各个工地。梳理本报报道，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1955年，绿化西山工程开始，解放军战士从碧云寺塔后面往山上挑带着土坨的树苗，每人挑三十棵，重达一百五十斤；1956年3月18日，全市三万多人参加了义务劳动，仅在八宝山、东北旺、陶然亭等处，人们就刨了三万五千多个树坑，进行了整地等工作；1957年春，各单位采取分片包干、就近栽植的办法，如清华、北大、北京体育学院三校学生负责栽好从清华到北体大路两旁的行道树。

　　“动员广、干劲足、情绪高”，是那会儿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特点。一时间，北京出现了不少由群众命名的新林和公园。如东郊少年儿童们在十里堡北边空地植树一万六千多棵，命名为“红领巾公园”。德胜门外新挖的人定湖畔，青年们种上大量树木，命名为“青年公园”。总面积十二万六千亩的西山地区，也在三年时间里栽了两千一百万株树，再经封山管护，到1962年秋，北京人民总共在这里花费了43万个劳动日，终于把解放前岩石裸露、山洪频发、活像个癞痢头的西山建设成了一片新绿的风景区。

　　1960-70年代

　　坚决不搞形式主义

　　群众植树轰轰烈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植树成活率不高。经市园林局检查，1955年北京春季植树平均成活率88%，其中群众植树的成活率一般只到70%，个别单位植树的成活率甚至低到50%左右。

　　为何会种树不见树？本报曾这样总结：有些单位喜欢“人多势众”，只图“场面大”，不问实际效果，在一块不大的地方，挤上成百上千的人，结果大家都使不上劲；有些单位在外地争购珍贵品种的苗木，远道运来，不能及时种植，再加上操作流程不规范，以致成活率很低；还有些单位以为种树只要随便挖个坑、把树苗插进去就完事了，不注意后期浇水、养护，结果他们种的树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死掉了。

　　针对各地植树状况，中央对于造林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但要快造，而且要造好；不但要多栽，而且要栽活；不但要植树，而且要育苗；不但要造林，而且要护林。”

　　1964年5月12日，本报头版评论员文章这样论述“栽好还要管好”：造林同种庄稼一样，栽上苗，撒下籽，还必须及时管理、抚育，才能指望它成活多、早成林。力争造一片成一片，栽一棵活一棵，动员广大群众，人人爱惜树木。

　　1964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林业部汇报时指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树，为群众做出好样子。1979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提议，决定3月12日为植树节。从这年3月开始，每年春季，各级领导都会和群众一起参加植树造林，并逐渐形成惯例。

　　1979年4月9日，本报3版刊发中国林学会《关于首都绿化的问题和建议》。其中数据显示：1949年以前北京市街范围的行道树长度仅80公里。经过三十年，市、县两级公路共计3400公里长，除局部地段外，都已绿树成荫。文章同时尖锐指出，北京绿化虽然确有成绩，但还是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面积扩大的幅度，且存在相当多绿地被蚕食侵占的情况。

　　1980年代

　　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五棵

　　1981年，四川发生罕见水灾，邓小平同志指出洪涝灾害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他指出：“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还不行。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3棵或5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

　　1981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制定细则。

　　由于北京地处北方，气候偏寒，为了适时植树，提高成活率，便于更多市民都来植树、种草、种花，1985年3月18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市政府建议，规定每年四月第一个星期日为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日。

　　1984年9月，本报报道《北京在变绿》写道：布满京城的大小街道正在变成一条条绿色的“河”。从首都机场到钓鱼台这条横贯东西的大干道，就是这“绿河”中最长最宽的一条。解放以来，全市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在本单位植树共达440万株，绿化总面积已达7000多公顷。

　　刘恒和《老卫种树》

　　刘恒，著名作家；卫桂英，延庆一位在大山上种树的农妇。

　　1996年11月21日，本报一版“作家写真”专栏，以近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特约撰稿人刘恒采写的长篇人物通讯——《老卫种树》。

　　上世纪80年代初，卫桂英所在的三司村是个有名的穷村，仅有的荒山也是土质差、石头多，还缺水。1984年，村里想通过绿化造林改变家乡面貌，动员大家包山种树，包期四十年，收入与集体分成，每亩补助八块。村民会上，汉子们缩着脑袋、一片沉默，快奔五十的老卫站出来：“我是党员，我包了！”你是党员又怎么样？大家对老卫的老伴儿老李说：“你媳妇儿上了贼船！”

　　为种树，老卫不吭不哈，把全家人连窝端上了村后的荒山，种下了100多万棵树。承包合同上除了补助费，看山费一分没有，抚育费也一分没有。没有看山费就不看山了？没有抚育费就不抚育了？种完拉倒，死了活该？老卫不管这茬，天天和老伴儿踏踏地往山的深处走去。在许多人看来，老卫的“贼船”简直就奔了太平洋再也回不来了。她对刘恒说，这些树，长在山上，也长在她的心里。“一棵树就是俺一个儿！”

　　结束采访后，为写这篇通讯，刘恒用了足足两个多月。作家的笔，写出了种树的艰辛：“种树的人不怕雨。雨越大越活苗儿，没把人淋死就得撅着屁股挖坑栽树，不下雹子就别想躲。山上光溜溜的，真下了雹子往哪儿躲呢？只能就近凑一个石茬子贴着。种树的人怕晒。没有荫凉，没有风，人就惨了，弄不好就晕在树坑里了。”

　　作家的笔，更写出了种树人有多爱树：“冬天下了大雪。本无须进山了，老卫却依旧往山里跑，来回十几里，一天不落。”“出门在外，不论走着还是乘车，她的眼里没别的，全是树。看见长得差的，就想还不如我种的呢！看见长得帅的，就暗自发誓我的树早晚有一天得超过它！”“买树苗费钱。老卫就摸索着自己育苗，拉沙子、脱坯、挑水、做营养基。她累了一天，依旧长时间蹲在月亮底下，看着她的小苗儿出神儿。用老李的话说，人都魔怔了，像棵罗锅树长在地里了。”

　　党报以这样的规格和体量报道一位普通劳动妇女是罕见的，而饱含深情的《老卫种树》见报后也引发强烈反响，许多读者边看边感动得流泪，纷纷联系编辑部要求帮助老卫种树。有市民感慨，正像刘恒写的那样，咱们得尊敬和记住这个老太太！记住这些不吭不哈干事的普通人。

　　30多个年头过去了，老卫前后承包的5500亩荒山全种上了树，附近的荒山也都被乡亲们承包了，再加上退耕还林的好政策，三司村人过上了好日子，“光棍村”的穷名也一去不复返了。

　　新世纪

　　预约义务植树点得赶早

　　2003年6月，北京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延庆康庄、昌平南口五大风沙危害区完成最后治理，全部披上绿装。2006年，全民义务植树进入第25个年头，25年间，北京人共义务植树1.62亿株，成活率88%，保存面积70多万亩，相当于种出了160多个颐和园。2012年后，随着北京平原造林工程启动，造纪念林、植纪念树、包门前绿化、认建认养绿地等形式异常火热，每到植树季，全市各义务植树点总是早早预约满员，稍微去晚点，准就没地儿了。

　　(文字：简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