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作家与医生之间的必然联系可能是“痛苦”-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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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唐很好地诠释了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他正处在人生的劲头儿上。从医经商，他是态度严谨的行业精英；而对于文学创作，他亦独有一套审美。当人们吐槽他的作品时，他认为没有吐槽就没有生活。他把吐槽当作一面镜子。吐槽是照镜子，大米油盐茶瓷器，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会活不下去；没有镜子，不会活不下去，只会蓬头垢面。对他来说，做医生是治病救人，就是缓解痛苦，其实绝大多数痛苦是根除不了的；写作也是缓解痛苦。医生缓解的是身体的痛苦，写作缓解的是人心的痛苦。

　　冯唐，1971年生于北京，诗人、作家、古器物爱好者。2012年人民文学杂志“未来大家”Top20之首。1998年，获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2000年，获美国Emory大学MBA学位。代表作：长篇小说《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万物生长》《北京北京》等，短篇小说集《天下卵》，散文集《活着活着就老了》《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等，诗集《冯·唐诗百首》等。

　　□本期对谈嘉宾冯唐

　　1 如果说作家与医生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我想可能是“痛苦”。医生缓解身体的痛苦，写作缓解人心的痛苦。

　　李金哲：我们先从你的身份说起。几乎在你出版的每一部书中，都有一份很光鲜亮丽的简历。医学博士、前麦肯锡全董事合伙人、华润医疗创始人……你微博的简介却很简单，只是一个“诗人”。为什么？

　　冯唐：我是一个诗人。我的出版商说，《冯·唐诗百首》是最近十年卖得最好的诗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认可作为一个诗人的我。

　　人有着多种身份，就像标签，有的是自己贴上去的，有的是别人贴上去的。人活一世，身上就会糊满一层一层的标签，人生多艰，撕也撕不掉。但要保持清醒，认清自己的本心。我的本心，是一个诗人。

　　对我来说，诗人不仅意味着写诗；诗人是发现者，挖掘者。发现生活，挖掘人性——从古至今，这是诗人的本职工作；或者说，这才是诗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能够发现这个生活场景，能够描述出这个场景中人心的感悟，才是诗人。现在读《诗经》中的这几句，好像很平常，很简单，那是因为它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血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在《诗经》的年代，它刚被唱出来的时候，是石破天惊的。不仅是我写的诗，我的全部文学创作，都是冲着这个目标。

　　李金哲：在众多身份中，你似乎哪个都不耽误，经商和出书可以并行，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天赋，以及这些角色在生命中各有怎样的分量？

　　冯唐：人一辈子不能只干一件事。一辈子只写诗，多傻啊，也养不活自己。

　　中国的诗人，中国的文人，都是多面手。苏轼，既写诗写词，也写文章，还是书法家和画家，还参政议政，主业其实是做官，当然他做官比较失败，不识时务，被贬来贬去。但他的诗词，开创豪放派，他的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书法名列宋四家。他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到了最好的境界。能做到最好的境界，这是天赋，是老天给的。在这方面，老天不公平，谢灵运说过，“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从另一方面来说，老天给了你这些，就要尽力去用，物尽其用，才尽其用，才不辜负老天的垂青。你比别人聪明，就要把聪明劲都使出来；你比别人跑得快，就要去竞赛，去跑。不能懒，不能靠才华混日子，得过且过。老天给了我写作的才华，我就要把这分才华尽情地用，尽情地写，一直写下去，这是我的责任。

　　同时，老天怕我太穷，又给了我经商赚钱的能力，让我能生活得好一些。我是职业经理人，我就努力去经商，一为老板负责，二为老天负责。

　　写作和经商，都是我的生活。二者不冲突，努力做好最重要。谢谢老天！

　　李金哲：细数你涉及的领域，除了医学、商业、出版、电视、电影外，去年还增加了脱口秀节目。你拍完了《搜神记》第一季，专门搜罗各行各业的“大神”，感觉怎么样？

　　冯唐：其实是搜罗一些朋友，把他们不为人知的技能、特点展现出来。第一次完整地做一档视频节目，很忙碌，很开心。

　　李金哲：那么多职业你从事过，有没有什么是你不能从事的？

　　冯唐：有很多。比如做妈妈。妈妈很伟大，天赋所限，做不了，很遗憾。开个玩笑。

　　还是有很多的职业做不了的。我喜欢跑步，但我做不了运动员。我喜欢美食，但我做不了大厨。其实，不用在意结果。做不了运动员，不妨碍我跑步；做不了大厨，不妨碍我品味美食。关键是喜欢，喜欢了就去做。

　　李金哲：相比很多70后作家，他们更多是以文学为志业，很少身兼多职，以获文学奖或者在百年后流传为追求。在你看来，你追求怎样的文学人生？

　　冯唐：他们是职业作家。同时，还有一部分没有把写作作为职业。比如我的一个出版商沈浩波，也是70后，诗人，同时是做一个很好的出版公司。

　　50后、60后，那个时候受时代局限，人都要有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在单位还不允许兼职，在萝卜坑里想当白菜，叫不务正业，所以作家成了一门职业。到了我们70后，就业自由了，爱干嘛干嘛，有的身兼多职，也有人不爱分心，以文学为志业。这是时代的变化。

　　是不是把写作作为职业是一回事，写作的追求是另一回事。写作是个很残酷的行业，因为你面对的不仅是现时代的读者，还有你未来的读者。做厨师，只要让正在吃菜的挑剔顾客满意；写作不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过去的读者一直读，现在的读者还在读，未来的读者也要读，读了还有感触，还觉着美。这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诗人，是三千年前的，名字没有了，他写的诗还在。

　　我的写作不敢乞求留存那么长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三百年。希望三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的诗，读我的书，然后说一句“写得还行”。我的文学人生，我的写作，就是向这个小目标一路狂奔。

　　写作太残酷了，五十年一百年后，能够有两三行文字被人传颂，都是了不起的事情。

　　李金哲：你的其他身份对你在文学界的位置有没有什么帮助？

　　冯唐：我不知道我在文学界是什么位置。因为很少参加文学界的会，也没有获过特别的文学界的奖，也很少参加他们的饭局，我想，可能对于文学界来说，我是一个界外人吧。既然在界外，就不存在位置。有句诗，“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在界外，广阔空间，可以任意耍。

　　李金哲：你是理科生从事职业往往需要理性，而文学创作则是感性的事。医生职业要求在手术台上必须精准，不能有一丝闪失，也是和生命与死亡最接近的职业。这种逻辑思维和职业属性下，你看待文学创作、表现人物上和其他作家有哪些不同？

　　冯唐：其实我做医生的时间不长，就转行了。“医生和作家”这个话题，其实，可能医生比作家更适合当作家。往近里说，余华做过牙医；远一点，鲁迅学过医。国外的大师，契诃夫、毛姆，都学过医。如果说这两个职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想，可能是“痛苦”这个词。医生每天面对着病人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病症，各种各样的痛苦，每个病人表现和忍耐痛苦的方式又不同。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好的医术，还要有好的、细腻的、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的心。做医生，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生是苦”。写作也是这样。写作表达的是“人性”，人性纠结，各种苦。

　　对我来说，做医生是治病救人，就是缓解痛苦，其实绝大多数痛苦是根除不了的；写作也是缓解痛苦。医生缓解的是身体的痛苦，写作缓解的是人心的痛苦。

　　我把人性中的纠结，通过我的认识、我的写作，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读者看了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其他人也有这个问题，“吾道不孤”，自己不是天下独一份的变态，觉着舒服了。因为我对人性体察得比较细腻，比较深，有时候我会给一个药方，读者看后有所受益，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的好作家是一样的，我们关注的都是人性。

　　李金哲：高压的精英职业，是否会让你形成逆反心理，在手术台上越严谨，在文学上就越百无禁忌？

　　冯唐：文学本来就没有禁忌，有禁忌的不叫文学。

　　做事严谨，写作放肆，这不是逆反心理。“立身须谨慎，为文须放荡”，也是句古话，有道理。当然，有的作家“立身”和“为文”都放荡，像亨利·米勒，只要自己高兴就行。我从事的职业，无论从医，还是经商，职业守则中就要求严谨，要求一些禁忌。但写作，没有禁忌，不能有禁忌。

　　2 我喜欢照镜子。大米油盐茶瓷器，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会活不下去；没有镜子，不会活不下去，只会蓬头垢面。

　　李金哲：这几年你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受文艺女青年追捧，同时也长期“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吐槽。

　　冯唐：谢谢读者，谢谢文艺女青年。在这个年代，坚持做一个文艺女青年不容易。

　　刚过完春节。我想文艺女青年们的春节会不太好过，未婚的被逼婚，已婚的被逼生娃，生娃的被逼生二胎。文艺而且女而且青年，永远的文艺女青年，实际上，就是一个永远战斗的过程。与庸常而且灰蒙蒙的日子战斗下去，看不到风吹云开见月明，需要顽强，需要韧性，还需要一点点人性，还需要幽默——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意义。

　　总是有人说，文艺女青年脱离生活。我觉着，文艺女青年才是最懂生活的真谛的人。永远文艺，永远女青年，一个美好的人生。

　　李金哲：那你怎么看待各种吐槽？

　　冯唐：没有吐槽，没有生活。我喜欢看对我的各种吐槽。吐槽是面镜子。我喜欢照镜子。早期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品，不是茶，不是瓷器，不是大米油盐，是镜子，铜镜。日本考古发现了很多古代的中国铜镜。大米油盐茶瓷器，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会活不下去；没有镜子，不会活不下去，只会蓬头垢面。镜子的作用是让生活产生现实感——一个和自我认知不一样的“我”出现在你的面前，挺有趣的。生活充满各种乐趣，吐槽和批评是其一。

　　李金哲：那你在意吐槽吗？尤其是那些比较狠的。

　　冯唐：我爱看吐槽，不代表我会在意，或者按照吐槽、批评修正自己。

　　吐槽和批评，只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只是一个影子，不是“我”。我还是我，本一不二。人在日光下，总是有影子，盯着影子走路会撞墙。

　　李金哲：六年前，柴静在一篇文章中评价你的写作是“由男性荷尔蒙驱动的写作，不容易有共鸣”，但是你的文字“真是腥，鲜”，我也好奇你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你的“文脉”是什么？

　　冯唐：柴老师是严谨的人。一开始你说我“大受文艺女青年追捧”，这说明有很多女性对我的写作有共鸣，也说明柴老师不是文艺女青年了。你说的“腥、鲜”的东西，其实就是人的身体，就是人性，就是文学。

　　刚才我们说到《诗经》，有“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这样很美的句子，也有另外的很美的句子，“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还有我们常用的成语“忧心忡忡”，“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没见面心里挂念着，不高兴，接下来的句子是“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见了面并且“觏止”。孔子懂文学，他删诗经，没有把这些东西删去。反而到了后来，儒家的后辈们，讲“存天理灭人欲”。人欲怎么能灭呢？又怎么能灭掉呢？

　　人性、人欲，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时代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表达的侧重点不同。我处在当下这个时代，用我的方式，表达得比较充分，受到一些读者喜欢。但它的根，也是文学的本质，是人性；它的源头，就在《诗经》那里。

　　3 人性中的这根“针”时不时地扎我们一下。除了衣食住行的满足，我们还向往其他东西，比如荣誉，比如爱，比如快乐。

　　李金哲：越百无禁忌似乎越能引发争议。从《万物生长》开始，一方面让你收获了大量关注，另一方面也背负了不解与骂名。你当初想要翻译《飞鸟集》的初衷是什么？它的命运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冯唐：其实，翻译《飞鸟集》没有特别的初衷。当时我从华润辞职，有一段空闲时间，我的出版商路金波就来游说我——出版商喜欢压迫作者，不爱看作者闲着，要给我找点事情做，我们就商量了翻译《飞鸟集》。另一方面，泰戈尔是20世纪亚洲很重要的诗人，不仅仅是中学生读本，过去的译本年代太久了，《飞鸟集》需要新译本。我国的传统是“尊老”，这有好的一面；但“以老为尊”就不那么美好了。古董是老的好，但老的并不都是古董。

　　《飞鸟集》引发争议，出乎我的意料，但对我没啥影响。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微信微博上转发批判我的文章。

　　李金哲：你的诗歌作品《冯·唐诗百首》，诗歌圈子持什么态度和评价？你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诗歌在诗坛中的位置？

　　冯唐：我在诗歌圈之外，所以不了解诗歌圈对我的态度。圈外的好处，就是不用“画圈为牢”。行业的圈圈，有时候是个挺不好玩的东西，因为一个圈圈就那么大，圈圈里都是熟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文学圈、诗歌圈的评论文章，都是好话、套话、片儿汤话，漫天飘。很幸运，从一开始，我就不在文学圈、诗歌圈里，可以不受圈圈的影响，不受圈圈的局限，可以不在意在圈圈里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位置。

　　我的写作，不论小说还是诗歌，就是闷头写，自己喜欢；然后出版，读者喜欢。我写得开心，读者读得开心，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李金哲：《女神一号》是你近几年的新作之一。社会学家李银河评价这本书，说你是地地道道、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纯文学。这本书为什么会给人“纯文学”的印象？你如何判定好的文学？

　　冯唐：银河所说的“纯文学”，有一个语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似乎冒出来一个说法，就是卖得好的叫畅销书，卖得不好的叫纯文学。我的书卖得挺好，某些人可能有点微词吧。实际上，好的文学永远会卖得好，卖得不好只能说明写得不好，和文学的纯度无关。《尤利西斯》在欧美一直卖得好，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现在首版只能在拍卖会上见到了。狄更斯、巴尔扎克，不仅书卖得好赚的版税多，书的朗诵会票也卖得好。就中国来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年四五十万册的销售量，超过绝大多数当代小说的销量，这就是好文学的魅力，也是好文学的市场。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要相信读者，他们才是真正读书的，有的时候，批评家不一定读书。

　　李金哲：这部作品你说你意在深挖人性，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个读者该如何理解？

　　冯唐：人性，或者说人的心，海底针，藏得很深，扎得很痛。在宗教的时代，人们会去信仰，去修行，一般人可以以此缓解现实生活的痛苦，舒缓那根“针”带来的痛苦。长期的修行，可以产生“超验”，中国叫“天人合一”，印度叫“空”，基督教叫“神爱”。这种体验很难获得，要经过长期的、刻苦的修行，有整个的方法和步骤，不是那么简单。到了这个阶段，属人的痛苦与快乐，就很容易看清楚看破了。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有些方法已经不管用了，但人性中的这根“针”还在，时不时地扎我们一下，我们叫它“欲望”，或者叫其他词汇。除了衣食住行的满足，我们还向往其他东西，比如荣誉，比如爱，比如性，比如快乐。《女神一号》所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向往的过程”。读者可以通过读这本书，读这个“过程”，获得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每个人的体验和理解也许不同。

　　李金哲：对你而言，你如何看待男欢女爱，如何看待内在欲望？

　　冯唐：男欢女爱，孔夫子说，人之大欲存焉。“大欲”，盛大的、茂盛的、生机勃勃的人性，存在于这里面，也从中喷发出来。人的生命力、创造力通过它体现，人的痛苦与欢乐，也通过它表达。孔夫子和弗洛伊德，远隔三千年，不同文化传统，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李金哲：从本质上，如何看待男人和女人？

　　冯唐：这是个大哉问。在我看来，看到底，看到人性中的那根针，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但每个人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

　　4 想对青年读者说，美是人生中第一位的。人生多艰，发现美，欣赏美，会过得轻松。而读书，享受读书的乐趣，最重要。

　　李金哲：暂别情欲，你最近转向了物欲，比如讲恋物的作品《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听说你睡觉都要摸着你的古玉、茶盏等宝物，这是戏称还是真的？为何此时要转入恋物的主题？

　　冯唐：睡觉时摸着玉，这是个玩笑。玉在手边，随时摸一下，这是真的。不是此时转入“恋物”，而是一直“恋物”，只不过出版了这本随笔集，被放大了。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说的是人生的两头，生和死的两个端点，不着一缕。但在从生到死的漫长的人生中，人和物是时刻不可分的。我对物的态度是，物尽其用，物尽其美，一是不要浪费物，二是从中发现并且欣赏它们的美。这样才不辜负物对人的奉献，才会让生活中充满美的细节。

　　《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不仅写到了古玉、茶盏，也写到了手表、风衣、茉莉花茶，不仅古董有美，一杯茶一件衣服也有美。最重要的，是要去发现，去欣赏。

　　李金哲：你的作品中，不少是以北京为背景的故事，而北京文化的缩影则是四合院。在老北京的概念里，北京的四合院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据说你在后海也有一处四合院，你的四合院是什么样子？有着怎样的风景？

　　冯唐：“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哈哈，这是土财主，不是老北京。还有一句话，“树小屋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是暴发户，也不是老北京。

　　“老北京”这个词的重心在“老”。还好，我的院子里有颗老树，屋子也是老的——都没有暖气，冬天挺冷。风景最好的是春天和秋天，坐在树下喝喝茶，看看悠远的天空，天空和内心都是空荡荡的，清澈的，让人迷醉。

　　李金哲：如今的北京已经不是梁实秋、郁达夫等散文中描绘的北京了，对于那个北京你有向往吗？你作品中还写到作为大都会的北京，你觉得它仍旧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冯唐：吾生也晚，没有赶上梁实秋和郁达夫描绘的北京。五六十岁以下的人，都没有赶上。错过了那个时代，就永远错过了。能够读到他们对北京的描述，挺好。文字传递出来的，都是美好的东西，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北京，有那个时代的苦恼，比如打仗，比如下雨两脚泥，比如从琉璃厂到清华园走路要三四个小时，坐马车或人力车也快不了多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土。大都会的北京，吸引我的是活力，人来人往，男人女人，互相调合，生机勃勃。当然，太多高楼大厦，很多应该保留的东西没有保留下来，这是历史的创伤。

　　李金哲：早期你引发读者关注是因“万物生长”三部曲，随后出版人路金波推出了你的五卷本文集。每一个走红的作家背后都和出版商有着不能割舍的关系，现如今果麦、磨铁、博集、新经典、甲骨文、理想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民营出版机构，你本人在挑选书商上有哪些考量？

　　冯唐：金波不仅是我出版商，也是我的好朋友。一路走来，共同富裕。感恩。

　　我和果麦、新经典、中信合作过，也会继续合作下去。和其他出版商，有的也是好朋友。他们都是中国出版业的中坚力量，很感谢他们持之以恒地为读者贡献好书。我更多是作为一个读者，默默地买和读他们的书，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和他们打交道。

　　我没有“挑选”的出版商，也没有特别的考量，看缘分。先做朋友，某个时候一拍即合，就出版了一本书。

　　李金哲：那从你个人阅读书目上来看，有没有自己偏好的书商？你觉得他们的存在在引领国民阅读上有哪些裨益？

　　冯唐：个人阅读上，没有偏好的出版商。现在他们出的书都是五花八门，品类太多，我只能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我想，他们对国民阅读的贡献很大。但这方面我不是专家，说不了什么意见。

　　李金哲：如今十几部作品写过去，有写姑娘的、写历史的、写商战的，你觉得哪类题材你写起来最得心应手？

　　冯唐：我写的一直是人性，某个题材合适我想写的人性的某个面，光能透进去，能呈现出我想要的效果，我就用那个题材。

　　一部作品，重要的是我对人性的挖掘深不深、表达的好不好，不是是否顺手。从另一方面，写作是困难的，作家如果因为某个题材写的太得心应手，就一直写那个题材，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好的作家，要给自己难度，然后跨越这个难度。

　　李金哲：回顾你的创作历程，你如何评价你的这些作品？

　　冯唐：自己评价自己总是不准的，让读者评价，让未来的读者评价，也许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