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没有行李的旅行》，[美]克拉拉·班森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所以，你真的了解这个要跟你一起远走高飞的家伙吗？”

　　詹米从照后镜中看着我，眼睛藏在墨镜后面，但听得出来他在逗我。 要跟我远走高飞的“家伙”，就是他的大学室友杰夫，这会儿正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我们三人坐在一辆富豪汽车里，在休斯敦水泥迷宫似的早晨车流中穿梭，往乔治布什洲际机场前进。我跟杰夫已经订好班机。

　　“别闹了，詹米！”杰夫含着微笑说，像个妈妈一边斥责调皮捣蛋的孩子，一边忍住不笑。

　　“我只是要说，”詹米仍不死心，“难得有人有‘荣幸’跟你出国旅行，也该让人家知道自己上了什么贼船。”他一手放开方向盘，用手肘轻戳杰夫，接着又回头看看照后镜里的我，等着我回答。你真的了解这个家伙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四两拨千斤：“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

　　“你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詹米开玩笑地说，“我敢说，他一定‘忘了’提他拔掉手上的点滴、夹着尾巴逃出巴黎医院的事，那天刚好是巴士底日隔天的早上。妈呀，这家伙穿着纸睡衣跑上走廊，就是那种会露出屁股的病人服，你知道吧？连衣服都还没换下来，他就冲出医院，订了机票，立马跟法国说拜拜。”

　　“别说了，詹米！”杰夫吼他，假装听不下去，“都二十年前的事了，当年我们的毛都还没长齐！”

　　“是吗？”詹米耸耸肩，“只能说，接下来三个礼拜，我的念珠可有的忙了。”

　　我坐在后座，玩着裙摆上的花边。窗外的地平线那头，在半完成的建筑和空旷的水泥停车场后面，一排小小的飞机正要升上雾蒙蒙的日出天际。起飞的时间越来越近，再过几个小时，我的——我们的——飞机就会在跑道上滑行。这是个好问题！我真的了解这个坐在我旁边一起等待机轮从跑道上升起的男人吗？

　　说了解也对，说不了解也对。

　　我知道杰夫是理科教授，第六代得州人，一双眼睛闪着狂野的光芒。我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他，心里不禁想“哈，原来是你”，简直是巧遇老友。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在一巡龙舌兰之后，就变成眼花缭乱、惊险刺激的马戏团表演。我知道他喜欢在巧克力上撒海盐，还知道他结婚六年、分居两年，有个棕色眼睛亮晶晶的五岁女儿。我知道他很特立独行，就像冬天不往南飞、偏往北飞的候鸟。我知道他超爱惹是生非，但听到饶舌天王图派克（2Pac）的《亲爱的妈妈》（Dear Mama）就会掉眼泪，偶尔还会停下车，温柔地把路上的死猫移到路边。他是个内心柔软的捣蛋鬼——如果这两种特质可以同时存在的话。

　　但是，我真的了解他吗？很难说。你对在网络上认识没多久的人能有多了解？

　　也许认识的时间和场合也没那么重要。在网络上用电子邮件口无遮拦地打情骂俏几周之后（像打网球咻咻咻地一来一往），杰夫好不容易突破我这个影子写手的含蓄矜持。很难得，算他厉害。先是在线说说笑笑，一周后，我们自然而然就约了见面，但感觉不像初次会晤，反而像久别重逢。

　　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没想到竟然一拍即合！我人生的前十三年都在俄勒冈州波特兰这个多雨的城市度过。我们一家七口（爸妈、五个小孩——四女一男）住在提拉穆克街（此名源于西北太平洋的原住民部落）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百年老宅中，家里只有一间浴室。我爸妈一方面因为信仰、一方面因为教育，把我们留在家中自学（当地中学在我的想象中，是个散落着保险套和针头的邪恶巢穴）。我妈虽然是虔诚教徒，却也很注重我们的学业和社会竞争力，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穿着长裙和吊带裤、不准出门约会和跳舞的基督教自学小孩。纽约双子星大楼倒塌的那年夏天，我们搬到得州的沃思堡，我就在这座牛仔城长大成人。这里的暴风雨可以把天空变成诡谲的菠菜绿，把草丛里的蛇吓得惊惶乱窜；这里的人喜欢橄榄球的程度，几乎可比对耶稣的崇敬。

　　而杰夫是土生土长的得州小孩。他跟三个姐妹从小在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长大，离这里以南四小时的车程。夏天，他都到得州丘陵区（他的高祖父在那里盖了一栋小木屋）钓鱼、寻找阿帕切人留下的箭头。大学是他比较保守的年代，读的是得州农工大学，还是个嚼着烟草的共和党青年党员，疯起来可以把乡下舞池给掀了。

　　他的个性也很得州，热情又奔放。小时候他曾跟医生坦承，他心里最大的恐惧不是狼蛛或坏人，而是有一天会人体自燃（就像《摇滚万岁》那部片里的鼓手一样，因为豪情万丈的独奏表演，化为一阵烟雾）。杰夫是人肉导电体，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电到（而且他交游广阔，五湖四海皆朋友）。一拍即合、刺激冒险、轰动场面，还有闪亮的彩色图片最合他胃口。

　　他的字典里没有“低调”两个字；我跟这两个字却是好朋友。我们家的人都内向到极点（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我是敏感内向的“阴”，杰夫就是热情好动的“阳”。我的衣柜都是麻灰色或米色的毛衣，他的衣柜则挂满颜色鲜艳的卡其裤和亮晶晶的袜子。我的盆栽和朋友的比例是十比一，就算整天不说话也怡然自得。

　　刚开始交往的几周，我们做的性向测验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的个性刚好是两个极端，杰夫是可以迷倒众生的超级行动派，而我是低调的梦想家，一口气把米切纳长达三十三小时的有声书《波兰》（Poland）听完，也不会打瞌睡。

　　有时候，旁人会把我的内向误以为是高傲，但杰夫不同。打从第一次约会他就表明，他对我这种安静思考的能力心存敬畏。总之，他对待我的安静内向的方式，就像对待需要仔细观察的外星生物。

　　“我有点好奇，今天你开口说了几句话？”我们见面后一个礼拜，他问我，当时我们坐在一家昏暗的酒吧里喝啤酒。

　　“喝这杯啤酒之前吗？呃，今天早上我跟服务生点了一杯咖啡。”我说，屈指算了算，“所以至少一句吧。”

　　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草草记下人类学的田野笔记。“那这里呢？”他敲敲我的头，露出顽皮的微笑。

　　“多到我希望有开关可以把它切掉。”我说。确实一向如此。

　　我们就像太阳与月亮。然而，2013年4月5日晚上7点52分我们见面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那刚好是日落的时刻，不过他传给我碰面时间时，我并不知道。除了时间，他还传来一组坐标（30.2747°N, 97.9406°W），还有一张嵌在水泥砖里的红土星星的照片。他写道：到星星这里找我。照片中的星星很朴素，五个红土星芒包围着一个宝蓝色正方形，中间有道裂痕。不过，外表朴素当然是骗人的。我输入坐标就发现，杰夫的红土星星嵌在奥斯汀天际中最壮观的一栋建筑前──得州议会大厦。

　　晚上7点20分，我检查过口红，练习过但愿会迷死人的微笑，便走出我的小小套房。得州议会大厦的粉红色花岗岩圆顶通常要走上三十分钟才会到，但那天晚上我只花二十分钟就到了。我在人行道上迈着大步疾走，想甩掉紧张的感觉。之所以紧张，不是因为一般网友见面会担心的事，比如杰夫是个秃头的C++程序设计师，或是小孩一卡车的有妇之夫，还是喜欢性感皮衣女郎或收集了1993年以来每一款豆豆娃的怪咖，而是因为心里隐隐有种预感：有个超大星体正高速飞向议会大厦，即将把我从原来的轨道扫落。

　　我比杰夫早到星星那里，一直等到议会街的街灯亮起来，他才出现。当时我站在巨大圆顶的正门阶梯下等他，只见一条淡黄色裤子朝着我走过来。他直接走向星星，大胆地凑上前亲我的脸颊。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一个无所不包的小世界，有淡黄色的长裤、红土星星、呈现完美弧形的圆顶，甚至伴随着四月阳光的落日余晖。